1月23日，坐在从上海回武汉高铁上的人们（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2月1日讯】从中共肺炎疫情初起，我一直在关注疫情的变化，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推特上一片反对封城之声，更有将疑似患者拒绝检查被强制隔离视为中共暴政。我觉得有必要谈谈瘟疫期间的公共伦理。在封城之前，我谈的重点是“社会疏离”，建议人们在疫期减少甚至取消一切与人接触的活动。在封城之后，我重点谈现代国家对法定传染病的相关措施，自我隔离与病患为何需要被强制隔离，以及人们在非常时期应该遵守的公共伦理。
现代国家对法定传染病的相关措施
现代国家对传染病都有一套严格的法律，除了人类早就公认的各种传染病之外，每个国家还有自己的法定传染病（Legal Authorities ）凡列入法定传染病的有完整的检疫与隔离措施 （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各国医疗条件差别很大，但对于传染病的检疫与隔离措施基本包含以下两点：
1、强制隔离治疗：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2、封锁疫区：对已经发生严重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由所在地政府相关机构采取实施隔离措施。
这两项措施并不象推特上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侵犯人权。疫情时期，强制隔离，既是专业防治需要，也是法律规定。体现的人权要求是：疑似病毒感染者有接受隔离的公共责任，健康者有不受感染的权利。美国疾控中心网站CDC专列Quarantine and Isolation（检查与隔离，https://cdc.gov/quarantine/index.html），日本、澳大利亚、英国都有类似法律。澳大利亚在距离本土1000公里的圣诞节岛隔离其600名撤返的公民，为期两周；英国从武汉撤回两百名英国公民，均被要求签署一份隔离同意书。从中国其他地方返回的人将不会被强制隔离，但也建议他们“自我隔离”14天。
中国应不应该封锁疫区与强制隔离？
中国疾病防治有《传染病防治法》与《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参考西方国家的同类法律制订的，专业性极强，基本与国际接轨。这次疫情处理最受诟病的是中国特色的隐瞒疫情、控制言论，抓捕披露真实情况的人。但在疫情爆发后采取的强制隔离治疗与宣布封锁疫区，从原则上来说，并未超出专业范围。问题在于封城之前的12月30日至1月22日，武汉已经有500万人离开，这些人当中的病毒携带者已经将病毒传播至其他城市与世界各国。目前中国人旅游最喜欢去的东南亚、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移民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均已经发生多起确诊的病例。
对于武汉封城，武汉人最初也很抗拒，认为这是地域歧视。我在推上发言，认为这是必要的封锁疫区之举，但是中央政府应该想方设法保障疫区的医疗条件与物质供应。西方各国的病毒学家对封城一事均持肯定态度，只是认为封锁这么大的城市相当罕见，很困难，更重要的是：在封城之前就有马儿跑出来了，这马儿当然就是指上述前往全国各地与国外旅游探亲的那500万人。
1月24日，德国之声访问了澳大利亚传染病学专家麦肯泰尔 (Raina MacIntyre)。这位病毒学家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封城”措施能有效减少海外的感染案例。因为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案例都发生在武汉，表示散播病毒的源头仍在武汉。 不少海外的案例都是透过感染者的旅程，散播到包含泰国、新加坡与美国等国家。武汉封城计划如果切实执行，一定能减轻病毒传播，也能让海外的感染案例变少。
武汉封城计划展现了中国政府对阻止病毒传播的主动性，算是对前一向举措不当的弥补，算是止损。事实上，到1月28日，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的航空公司已经纷纷宣布将停飞中国的往来航班（有的非全部）。此前，澳门、香港、台湾也纷纷取消大陆旅行团。估计中共肺炎病例较多的东南亚国家将会相继采取措施。据BBC报道，武汉疫情蔓延开后，中国游客到访东南亚遭遇“反中”情绪，在好几个国家，签证未到期被要求提前返回中国。1月23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方网站的“国民请愿”出现一则“请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书，截至1月28日，这封请愿书已获得超过53万5000人联署。而青瓦台规定超过20万人以上的请愿需要给予答复。
备受指责的强制隔离
中国政府对疫情在初起阶段的封口，以及对防疫常识的日常普及不够，加上欠发达省区基层政府工作的粗暴，导致这次防疫动员遇到重重困难，中国国内各省出现的民众不配合现象相当普遍，以至于需要基层干部用粗暴的方式封门锁户。
这种隔离恐惧症不仅国内民众有，包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有。比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一位武汉中国留学生回校后有症状，在同乡留学生讨论区谈了，却不听劝告去就医。直到同乡的留学生们被迫人肉搜索，查出他身在何处报告校方，才被收治隔离。我猜想这位年轻人对美国的了解不够，担心会因染病被遣返回国。其实，美国发现这样的高危传染病案例，都会先医治待其恢复后再视其身份是否合法进行后续处置。
在进入现代之前，人类对瘟疫的防治能力差，但都懂得隔离是最好的办法。BBC曾在2015年登载过《伊姆村：隔离黑死病的宁静村庄》，讲述了一件英国往事：450年前，位于曼彻斯特东南侧35英里的伊姆村染上鼠疫（黑死病），担心黑死病会蔓延到北部，继而摧毁其他城镇和社区，在教区牧师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的指引下，他们决定将自己隔离起来，用石头垒起一圈围墙，并发誓绝不会越过围墙，其中包括了那些没有表现出任何染病迹象的人。就在此次英国武汉撤侨行动中，有一位英国人担心回去传播病毒拒绝回国。
中国人对传染病的隔离恐惧症，可能缘于以下原因：
1、缺乏相关常识，美国中学有社会课，会教公共伦理与公共责任这些基本常识。
2、对政府严重不信任，总觉得隔离后得不到救治，是等死。这方面，中国政府做得确实很差，因此失去民众信任，这次疫情初起之时刻意隐瞒就是一例。
3、没有公共责任心。少数人是我死，也得拉上几个垫背的——在医院故意对医护人员哈气、吐痰的是这类人当中的极端。人性的阴暗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止有武汉：湖北疫区16城实录（上篇）》，在“荆州，一线医护人员： 我看到了人性之恶，但我们不能停止”中谈到这一点， 也有视频拍到类似情景。由于这类现象太多，1月29日，湖北省公安厅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规定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在公共场合向他人吐口水、患有或疑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疫情期间，恐慌无序加大杀伤力
2003年Sars疫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虽然事后中国政府提出加强传染病防治，各地政府也有相关行政措施，但防治重大传染病未成为政府治理的日常工作，事过十七年，Sars记忆已经淡化。武汉封城之后导致的社会恐慌，确实让在外旅游的武汉人与湖北人受了不少委屈，旅馆商店都视其为瘟神，一律不接待或不按常规接待，不少人还被旅馆赶了出来。三五天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一是专家结论已经出来，指出中共肺炎与Sars、埃博拉等危险病毒相比，在带病毒者无症状的时候就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二是武汉人将疫情传播至各国的消息不断传出，武汉人（接下来是湖北人）终于愿意接受隔离的事实，不再为地域歧视愤愤不平；三是各地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让湖北人流落街头，既不人道，对本地控制疫情也实无好处，开始设置专门招待湖北人与武汉人的宾馆。这方面上海做得最成功。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梳理了两周以来武汉、湖北来沪人员，要求各区及时上门，逐一入户对接，用柔性引导方式，共隔离观察9804人，居家隔离8706人，集中隔离1098人。对集中隔离的提供免费食宿，愿意在家自动隔离的则由居委会帮助购买日常用品、代扔垃圾，每天派社区医院医护人员上门检查。
任何国家应付灾难、瘟疫来袭，都需要政府救援与个人自力救济，二者均需要依赖公共伦理支撑。公共伦理是建立于非常时期个人选择服从于公共利益的一种责任伦理。在随时面临死亡的瘟疫时期，疫区的人，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会选择逃离疫区，获得求生机会；但因为他们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他们的逃离过程就是将病毒传往非疫区的过程，会危及他人的健康，有损公共利益，因此，患者与疑似患者必须接受强制隔离，严重时还得接受封锁疫区。这次中共肺炎，除了政府在疫情初期处置不当导致疫情迅速扩大，形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之外，中国的公共伦理教育缺失导致个人公共责任观念淡薄也是值得检讨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