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一名护士在路边等待交通工具准备回武汉市区内的武汉市亚新总医院。（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月30日讯】当中共肺炎荼毒神州大地、当北京出现首个死亡案例、当香港讨论是否封城、当美德日等国从武汉鱼贯接出他们的公民、当全世界谈武汉色变之际，习近平政府封了偌大一个武汉城，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讲了几次话，表示自己一直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豪言中国一定会战胜这场瘟疫。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组长是王沪宁，李克强和王沪宁均为政治局常委，其余七名成员全部都是副国级官员，政治级别不可谓不高。李克强在当了8年总理之后，终于戴上了一顶领导小组组长的桂冠。有好事者问，已经身兼近20个小组长的习近平为何此次舍得让出这顶桂冠？答案自然是见仁见智了。
不过，比这些答案更能见真章的恐怕是习近平关于中共肺炎的几次讲话。自从上周一（20日）习近平首次谈中共肺炎之后，他在成立疫情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和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时，屡次谈到中共肺炎。其中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点：一是抗疫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二是加强舆论引导，三是强调党对抗疫的绝对领导。这几点虽说是老生常谈，却足见习近平当局处理武汉疫情的思路。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我可以断定，习近平成立的中央抗疫领导小组是个政治挂帅小组。其成员中没有一个是懂抗疫的技术官僚，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官僚，甚至是清一色的习近平亲信。这样的成员构成，与其说是抗疫，不如说是在执行一种政治使命，即借助政治和宣传机器，删除不利于维稳、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淡化危机的严重程度，防止有人把疫情当作攻击中国的机会。
问题是，这样一个政治挂帅小组能够有效地管理、控制、协调武汉和全国的抗疫行动吗？国人中有不少迷信党国效率，他们认为，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一旦动员起来，力量比外界想像强大得多。这种体制对付传染病最有办法，说隔离就隔离，说封城就封城，效率极高，民主体制没法比。对此，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感概。譬如，经常批评中国问题的BBC评论说，国际社会现在共同默认的是，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敢封城，BBC甚至赞赏说，“中国封锁疫情扩散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增加一份世人的安全系数。”
只是世人的安全是由被封在城里的1100万武汉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的。1100万武汉人的被围困是不由分说的，是事先不知情的，是没有选择的。封城意味着留在城里的每一个健康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BBC说，这种做法“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这和1666年英国发生黑死病时，埃姆村村民自愿作出的选择很不一样。那时，埃姆村村民为换取他人不被感染，而把村子封锁起来，自己放弃生的希望，最后，350名村民中死了260人，死亡率数倍于英国其他地方死于黑死病的比率。他们的“舍身取义”至今被英国人怀念。
武汉封城的问题在于，政府用强制性手段迫使1100万武汉人“舍身取义”，直接后果就是民怨沸腾，沸腾得史无前例。民众认为，首先，武汉政府瞒报疫情的根子在习近平；其次，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武汉封城或中共肺炎，这让民众感到“寒心，恶心，痛心”；其三，中共对疫情信息赤裸裸的垄断令民众反感，习近平政府一直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第四，许多民众认为，习近平应当对疫情的扩散扩大负全责，一些死者的家属甚至要求习下台。
武汉封城可能集中体现了这个体制的两面性。正是因为它的舆论控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而导致了今天这个扩散到全球的大灾难，即便它可能通过集权/极权手段，靠国家动员、战时机制、举全国之力而获得最后战胜疫情的胜利，它却有可能变本加厉地搞舆论管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并导致更大的人类灾难，甚至和文明世界同归于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