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说到《史记》，有件轶事许多人都知道。相传当年司马迁专心致志写作这部煌煌大着时，曾因为得罪了当朝皇帝汉武帝，被判了宫刑。悲愤交加之下，他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点，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就这样，司马迁在屈辱之中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8年时间，在他60岁时，终于完成了52万字的巨著——《史记》。
那么，司马迁究竟为什么要耗尽毕生的心血，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完这部《史记》呢？用他自己的话说，目地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不仅是司马迁和以他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一大目标，也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的一根主线和一大主题。
君不见，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问题的对策中，一开始就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天人相与之际”，也就是天人之际，是董仲舒这个对策的基本内容。和董仲舒同时，以治《春秋》位登宰相的公孙弘，在建议汉武帝开办儒学教育的时候说：“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史记･儒林传》）但是，一般的官吏不能懂得这些，所以需要培养儒学的人才。这就把通天人分际，也就是天人之际，作为儒家学问的基本方向。西汉末年著名儒者杨雄也说：“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者也。（《法言･问神》）”到三国汉魏的时候，何晏称赞王弼，也是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世说新语･文学》）何晏著有《论语集解》，也是当时的儒林领袖。北宋著名哲学家邵雍也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
几千年来，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主题，中华民族进行了长期长期深入的探究，构建了一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思想观念体系，人们通常称之为天命观，或曰天命思想。而夏商周上古三代则是中国天命观发展历史上有确凿文献资料可考的最早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天命观的源头。
那么，那时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看待天人关系的呢？
（2）
和现在的中国人不同，上古三代时期的中国先民都信神，他们信的神中，既有自然神，也有祖先神，而在这些神灵中，又有一个他们认为起着主宰作用的无所不能的至高无上的神，也就是所谓的至上神。但在商周两代，人们对这个神的称呼却不完全相同，商人一般称至上神为“帝”，有时也称“上帝”，而周人则更多称“天”。尽管叫法不一样，但“帝”、“上帝”与“天”的实质内容却是相同的，都是指至上神。
在三代先民看来，“帝”、“天”作为诸神中的至上神，不但哺育、滋润着万物，而且主宰决定了大千世界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水涝旱灾，农作物的生产和收成，还是王朝的兴盛衰败、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上“帝”、“天”的安排，取决于天意、天命。这种认识构成了上古三代时期天命观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它的“第一原理”。
以商代为例，那时的国王和贵族不仅用甲骨占卜，而且还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上，这些甲骨卜辞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也是研究商人天命观的可靠资料。由这些文字可见，商人生活在万物有灵的时代，信奉天神、地神、人鬼。其中天神就是天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主要包括日、月、星辰、风伯、雨师、雷神等；地神就是地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包括土地神、社稷神、山岳、河海以及百物之神；人鬼则是历史上的人物死后神化的，包括先祖、先师、功臣，以及其他的历史人物。而“帝”、“上帝”则是自然神与社会神的综合、抽象和升华，超越了自然与人间社会，位居天神、地神、人鬼之上的他，是绝对权力的化身。正如已故著名学者胡厚宣先生所说：“在殷人心目中，这个至神上帝，主宰着大自然的风云雷雨，水涝干旱，决定着禾苗的生长，农产的收成。他处在天上，能降入城邑……帝虽在天上，但能降人间以福祥灾疾，能直接护佑或作孽于殷王。帝甚至可以降下命令，指挥人间的一切。殷王举凡祀典政令，必须揣测着帝的意志而为之。”
具体而言，“帝”首先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令风令雨，支配自然界。如武丁时期的卜辞说：“上帝……降……旱”。祖庚祖甲时的卜辞说：“……兄……上帝……出……”“唯五鼓……上帝若王……有佑。”如“贞，今三月帝令多雨”“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翌癸卯，帝不令风，夕雾。”可见卜辞中的“上帝”，神力很大，日、月、星、风、雨、雷、电等诸神，俱听其指挥，他可以命令下雨、刮风、打雷。
不仅如此，“帝”还控制着人类社会，他可以发号施令，指挥人间的一切，还可以传呼命令，干涉人间的一切，从而为害或福佑人间。如卜辞说：“戊申卜，争贞，帝其降我黑，一月。”“帝降其摧（摧，原指鸟害，引申为灾害之义）。”“帝唯其终兹邑（终绝此城邑）。”“贞，帝其作我孳。”意思是说“帝”给人制造灾难或为害人。卜辞又说：“贞，唯帝肇王疾。”“王作邑，帝若（佑）我。”“来岁帝降其永（美善之义），在祖乙宗，十月卜。”“帝受（授）我佑。”意思是说“帝”可以福佑人。因为上帝主宰着对外征伐的胜败，能保佑与作祟于殷王，掌握着殷王的吉凶福祸，故殷王毎有军事行动，必先贞问上帝授佑与否。
（3）
商亡周兴，商人对“帝”、“上帝”的信仰也随之转变为周人对“天”的信仰。尽管后者与前者字眼不同，但实质都是指全能的至上神。
既然是至上神，“天”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周人祭天的习俗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去过北京天坛的人都知道，那是清朝皇帝祭天的地方。不过，作为华夏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仪式和人与天的“交流”形式，祭天的历史远比清朝要悠久的多，一直可以追溯到包括周代的上古时期。
在周代，每年冬至之日天子都要在国都南郊举行祭天的正祭。“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因为都在郊外，也称“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作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稷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饮毕，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可见周人不但祭天，而且仪式极为隆重。
那么，周人为什么要祭天呢？目地无非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来表达对于天哺育、滋润万物的感恩之情，并祈求皇天上帝的保佑。这表明在他们眼里，不仅世间万物都是由天哺育、滋润的，而且天还具有保佑他们的能力。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又何须感恩与祈求上天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