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2日，香港反送中集会（图片来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月20日讯】今年10月1日，我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主办的香港政治前途研讨会上介绍了香港文化独立的概念。“文化独立”这四个字，既有历史与学术内涵，也在当今香港政治环境里有现实意义。容我先聚焦后者，替这论题作一定位。
几年前，为缓和本地年轻“独自派”当中的激烈抗争情绪、希望幼嫩的新民主运动能够避开政权的严酷打压，我提议大家可朝“法理港独”的方向思考，即在现存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建构一种重理性的港中区隔，以抗衡京港当权派致力推动的港中融合。
缘起
法理港独涵盖甚广，包括“国祚尽时的港独”、“研究型港独”、“双赢港独”等等。“文化独立”也可以是法理港独的一种，寻求在进取性的“政治独立”以外，开辟一个宽阔温和的空间，以巩固年轻人最重视、却所剩无几的“香港性”。这是一种主要是认知领域内的心智探索和说理活动，是内向防守性的，政治上非进取的。
踏入本世纪一零年代，两制在每一环节上都遭大幅削弱。精英陆续吸纳进政协等统战机构，原有香港体制不断变质，局面不断破损，不少香港人感到前路茫茫。但我认为香港并非无险可守，因为还有一道最后屏障：文化区隔。
这是一道人人可守的天然屏障，因为文化这回事，广义而言，就是人伦日用、衣食住行、语言文字图像影画方面的所有大小事物。我们参与其中，无时无刻不承传着它、改变着它，分别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以及自觉之后又怎么做。
我并非说文化这个屏障很易守。其实文化也是重灾区，语言文字有点守不住，出版界、娱乐界和传媒——所有一直以来有体制可资依附的文化活动则几乎完全失陷。香港人不能再寄望体制提供可靠的屏障。
体制不足靠
在伦敦，我曾就这个问题与我一向尊敬的李柱铭先生讨论。他认为没必要提文化独立，因为香港本来就和中国不一样，最大分野是我们有法治。我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文化层面很广，法治和守法精神仅是其中部份；而且，法治很靠体制，中国只要在体制里再动点手脚，多释几次法、换一些人，香港的法治就崩溃。文化的独立不止于“不一样”，我们需要培植一种政权搬移不动、会生根的东西。
体制既不可靠，剩下的一片，就是体制所不能及的社会空间。然而，便是在这片仅剩的文化空间里，要加强港中区隔，也不容易。原因是，港中文化尽管差异甚大，但论上层主流，则大体同一，即我们熟知的中土汉文化。这是一个港中之间的现成通道，透过它，中国文化产品源源不绝渗透香港。以娱乐为例，本来流行香港的粤语剧、日剧、韩剧，七七八八都被中剧淹没了，尤其在中小学的最年轻人当中。
还不止此，便是有意识作港中区隔的朋友，也无奈失语，以致要捍卫香港人的语言，打出的旗帜却只能是捍卫“粤”语；试图在整个文化领域别树一帜，却只能把分野画到五岭山脉，认同于“岭南文化”。如果我们意识到，正音粤语及其所出自的上层岭南文化，都是中土帝国主义文化扩张的一部份，那么当我们喊出“捍卫粤语”、“承传岭南文化”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在寻求港中文化区隔，而只不过是争取保留一点地方色彩、争取站到中国文化的某一个角落而已，虽然那也是一个受古今中土政权冷待、歧视甚至打压、早晚要清扫掉的角落。那是很悲哀的。文化独立不是仅仅争取保留地方色彩。
不仅仅是保留地方色彩
我们是在这样的逻辑、事实和现实之下谈论文化独立的，因此困难。
不过，我讲的文化独立却不是对抗性的，并不以汉文化乃至汉化了的岭南文化为敌。相反，我自己十分钟情汉文化，非常尊敬孔夫子这位古人的学养和品德，这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历史范围里，非对抗性的文化独立有重要先例可缓。
70年来，中国文化受马列毛共抑制，死水一潭。但是如果香港发展出迥然独特、与中不同的文化，便是政治上始终独立不了，永远是中国一部份（那是可预计的将来里接近1的高概率事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显然也会非常正面。因此，文化独立是一种双赢独立。做得好，中国无需打压亦无从打压。
世界史范围里的两个最重要的非对抗性文化独立事例，大处其实大家耳熟能详。头一个发生在日本。日本文化从中国独立出去，始于宋元二朝交替、蒙古军队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之后的时段，之后经过数世纪才大致完成，远远落在日本政治独立之后。日本的政治独立，一般认为始发于日本史上的飞鸟时代：推古天皇15年（公元607年），日人小野妹子代表倭王向中国隋炀帝递国书，上款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表明日本的独立国地位。
为什么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独立出去，是要待到宋元交替的时候才有意识地开始的呢？日本中国史大师内藤湖南（1866-1934）对此有论断。
宋元交替——日本文化独立
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中国文化传入日本而成为其主体文化，在周秦时期开始，至唐宋达峯；宋朝理学几乎无延迟地传到日本，成为其知识阶层的显学。但是，宋朝文化鼎盛，竟败亡给文化发展相对原始的蒙古人。更匪夷所思的是，宋朝不单覆亡了，大批南宋高官和知识分子跑的跑、投降的投降，不少还赶紧钻到元朝政府里做事。这包括宋末大儒许衡，以及后来当上忽必烈的宰相的刘秉忠。刘是所谓的“紫金五儒”之一，其他还包括郭守敬、王恂等人。刘根据《周礼．考工记》对天子之都的详细想像，负责建造了元大都，即北京古城。其他四位“紫金五儒”和刘一样，都入仕蒙元。日本人对其文化母国如此轻易就在华夷之防的大问题上整个崩溃，其知识分子不仅反抗无力，连意愿也几乎没有，简直看儍了眼。这是一个最强烈冲击，是日本文化独立第一因。
第二因是随之发生的“蒙古来袭”。1271年，蒙古帝国中国部成立，随即侵占并臣服高丽。忽必烈的强大水师于1274、1281年两次渡过日本海，抵达今天福冈沿岸博多湾一带登陆。第一次无功而回。第二次以数倍兵力进犯，依然占不到上风，最后遇上“神风”，蒙古舰队全军覆没。日本人于是认为这是上天之意，大和民族遂自命为神的子孙。
有此二因，日本知识界生出了文化独立的清晰自觉。然而，这个文化独立不是对抗性的，日本人至今珍视中华文明，甚至让中国人有礼失求诸野之叹，那是大家熟知的。内藤湖南在他的论文集《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一书里，对其后几百年日本国民在多领域里的文化独立实践有很详细的分析，我会另文介绍。
以下谈美国文化从英国文化独立出去的过程。
不是地球村
美国于1776年宣布在政治上从英国独立出去，过程非常痛苦。前一年开始的抗英战争打了八年，最后在法军的支持之下得胜。1783年，英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承认美国独立。美国当时的人口只有250万，战争中牺牲7万，即2.8%。其后英国并不甘心失去大片殖民地，继续在经贸方面封锁美国；美国国内中上阶层亲英派大批移民加拿大，造成美国经济不振，而加拿大却得以繁荣。紧张关系终于导致1812年的英美战争，史称“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英军一度攻陷华盛顿，连白宫也烧毁了，比火烧圆明园还厉害；打了三年，英国方肯罢休。
读这段美国史，会发现一个我们今天在“地球村”观念深入人心的思想境况之下容易忽略、却不难明白的事实：美国立国初年的民族主义很强烈，“他”、“我”分野明显；支持独立的爱国派（Patriots）和反对独立的精忠派（Loyalists）之间的敌意，绝不比今天香港独统二派之间的少。
其实，美国自立国之初、包括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以降的多位总统，无一不为巩固新生国家的主权、建立美国人政治身份认同而焦虑无间。第五任总统James Monroe（门罗主义的提出人，华盛顿总统很看得起的一个晚辈），更是其中表表者。美国史家Harry Ammon替他写的传记《詹姆士．门罗——民族身份认同的追求》，是迄今学术界公认最好的。Ammon在序言中特别提醒说：
“1776年那辈美国人并不把美国革命仅仅理解为切断与英国的连体关系，而视之为一次创建全新体制的事情。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在美洲建起一个在根本原则和国民气质上与旧世界迥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并以此为己任。”
“与法国革命的领导人不同的是，门罗那辈的美国政治家并没有要拯救世界的使命意识。他们以建立新的美国体制为第一优先。他们相信，当这件工作完成之后，美国才能成为世界的一个榜样，从而发挥精神上的感召力。”
华盛顿、门罗、特朗普：美国优先
有人以为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喊出“美国优先”的极右派第一人，但显然错了。无论特朗普个人品德如何恶劣，他的政治取向其实是借用了华盛顿以至门罗等美国开国先贤的想法而已。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开历史倒车，却不能忽略，“地球村”理论是环球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意识形态，甚至可能成为了这个主义的发展工具。
可以这样理解，法国革命因为不是寻求独立，所以没有民族主义倾向，更不必提什么法国优先，因为那些概念都是离题的。它的使命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在阶级斗争的恶质上升华出人的解放。但美国革命却与此相反，是要联合各阶级，包括南方的传统地主、奴隶主和北方的新兴工业资本家，打倒殖民母国的主权压迫。两国的革命都没错，因为所处的环境和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同。
这个分野，对今天香港社运中的一个基本分歧——所谓本土主义和左翼民主主义之间的分歧，有参照意义。到底，今天我们在香港面对中共及其支持者的打压，其性质是更接近阶级压迫还是民族压迫？我们今天在香港推动的要民主、反极权运动，应该是直接求取无产阶级乃至人性的终极解放，还是先要联合各阶级各社群对抗一个外来的异体？
然而，相对于美国立国初期领导人汲汲于建立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区隔和独特的身份认同，美国的学术界却持续在177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唯英国及欧洲大陆的文化马首是瞻。
英国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美国立国的主要思想资源——宗教信仰（清教）和政治哲学（民主），都源自英国；赖以思想的语言，就更不用说。如何摆脱英国文化影子而自创一格，进而为人类作出独特贡献，是当时很少数美国知识分子不懈思考的大问题。
走出英国文化影子
1837年，爱默生（R.W. Emerson，1803-1882）发表了题为〈The American Scholar〉的演说，完整扼要地提出创建新的美国文化的号召，后世思想史家尊之为“美国思想界的独立宣言”。之后的四分一世纪里，美国文化界人才辈出，他们的世界级作品都在此期间问世。爱默生所想望的，竟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了。之后逐渐成熟的美国文化独树一帜，品味和理路完全和英国不同，却承传了英国文化的所有优点，既有浓烈民族特色，也饱含普世价值。
在演讲词里，爱默生直白提出美国文化独立的主张：“我们在学问上当别国的学徒、靠挂别人的日子要完结了。我们周遭涌现的百万新人口，不能永远用外国干瘪了的余粮喂养。”
但爱默生并不摆出一副搞文化批斗的架势，而是小心铺排他的人文哲学，一种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已被古老历史埋没、必须在新大陆圹野的原始纯朴里重新发掘的人文哲学。他讲人性复归，讲天人合一、格物致知。
谈到知识分子的角色，他说：“按社会分工，读书人负责思考。在正常状态里，他是一个思考着的人。在退化的状态里，他变成仅仅一个思考匠，或更糟糕地，成为了一只学舌的鹦鹉。”
爱默生不排外拒古，反而鼓励人们读古代人的书、英国人的书；但“正如要创造地书写，也须创造地阅读。”
他认为读经典重在读出经典的原创意念而不在具体章句：“创作活动的崇高，变成了作品的崇高。游吟着的诗人是灵慧的，此后他的诗句也便是灵慧的。……（若这样想，）书本马上发出霉臭，指引变成指令。”
这是非常颠覆的讲法。我试应用在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建构和书写上。“中华民族”四个字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政治创意，建基于兴中会、同盟会的“驱除鞑虏、复我中华”在建国前夜一变而成为的“五族共和”。今天汉族人跳过那个创意而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说法，固然强烈认知民国以来的秋海棠叶形中国版图，却无法了解诸如西藏的长期不服、文革序幕是惨烈的蒙古内人党事件、台湾势必是新西兰的翻版、香港也生出分离主义，以及最近从新疆传出的那些不方便事实。
爱默生的颠覆
美国思想史家、约翰霍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Larzer Ziff的力作《文学民主：美国文化独立宣言》，介绍了六位美国19世纪上半期的思想家、小说家和诗人，并推崇其中的爱默生为先知。其余五位分别是：作家Herman Melville、Edgar Allan Poe、Nathaniel Hawthorne，思想家Henry David Thoreau，诗人Walt Whitman。
这些人并非个个都是自觉的文化独立倡议者。Melville开始写作的时候，甚至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不成教师，做小生意也失败，在陆地无以立足，于是索性报名当水手去捕鲸；那几乎是当时最低贱、最危险也最没有出息的职业，却造就了后来他的写作事业，让他写出新大陆第一本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白鲸记》；把小人物的小事迹写得顶天立地，那是当时欧洲特别是英国文学里未曾有过的。
又例如Hawthorne，非常保守，在南北战争一事上，他并不认为北方全对而南方全错，他要尊重各地区的人的生活方式，认为抽象价值不足以支持北方对南方动武。但在他的文学作品里，他的价值观念却十足前卫。我们拿他的代表作《The Scarlet Letter》（《红字母》）和之前英国文学所达到的最后高峯即所谓的novel of manners（我译作“态度小说”）做比较，就很清楚。
英国的“态度小说”，可以Jane Austen的作品《傲慢与偏见》为代表，主要是在现存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之下，透过细腻的笔法，写出“有教养”人物对情与欲的挣扎和克制，树立社会风尚典型。这种写作的社会目的和手法在18世纪末的美国也大行其道，例如Edith Wharton的《The Age Of Innocence》（我译作《纯真纪》），更可谓青出于蓝。大家记得这部小说结尾那幕，地点选在浪漫的巴黎，但男女主人公20余年不能相见最后可以相见却又彼此都选择不见，不可谓不感人，歌颂的是道德规范之下的自制与升华。
但在Hawthorne笔下的美洲大陆，政治解放不能不同时带来人性解放。《红字母》中的女主角有了私生子；她承认违反了当时的法律，愿意接受裁决，却认为情与欲俱出自心性，何罪之有。于是她把法律加诸她身上的两种惩罚——胸前须挂一个红色A字（A for adultery）、不得与人交谈——都变成自己的选择，甚至当舆论回心转意、对她的惩罚终止以后，她依然选择沉默。这和“态度小说”的主旋律比，乃南辕北辙。
篇幅所限，Ziff书中其他几位人物的作品和思想，不能一一介绍。
结语
日本和美国的文化独立都有其政治背景，都是在这两个民族国家从其文化母国作出了政治独立之后发生的。如果我们承用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把民族理解为“想像的共同体”的话，文化就是这个共同体自然分泌出的黏合物；当这个浑沌的物自身演化出他我意识的时候，文化就走上独立；但如果这个自觉了的共同体是受制于另一政治实体的话，就会本能地进一步求取政治独立，如同瓜熟蒂落。在这个论述底下，日本和美国的政治独立走在了文化独立之先，好像本末倒置、错了时序，还未做好准备工夫就发生了。一个历史解释是，这两起历史发展都发生在促生现代国际秩序的西伐利亚和约以外的时空，因而是可能的。在今天，国家观念和国际秩序普遍固化，政治独立就没有那么便宜。
不过，文化和政治到底是两码事，两者的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或先后次序。如果我的了解没错，余英时先生认为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其范式突破每每是一种内向超越，政治因素只提供其发生时的若干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思考和实践香港文化独立的时候，并不需要把政治的方向性带入文化空间作指引。
就今天香港文化已经表现出来的气质而言，其与古今中国文化的差异，已不亚于日本文化之于中国文化。但我们也应该特别虚心接受中土文化对香港文化几十年来的传统评价：我们的确还与那“文化沙漠”的说法距离不远，正如18世纪的美洲大陆，相对欧洲和英国文化而言，是一片蛮荒。然而不可思议的是，Ziff笔下那六位美国文化独立的理论和实践先驱，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成就，竟然都是在1837-1861那短短四分一世纪里同时涌现的。好像时不我予，但观近几年香港文化界年轻人的跃跃欲试和已有表现，我有理由期待这里出现同样的黄金突破。
参考资料：
1.《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内藤湖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中译本。
2.《James Monroe-the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Harry Ammon，APB Press，1997 edition.
3.The American Scholar，Ralph Waldo Emerson，1837（speech）
http://la.utexas.edu/users/......kPEEEmersonAmerSchTable.pdf
4.《Literary Democracy-The Declaration of Cultural Independence in America》，Larzer Ziff，Penguin Press，1982.
（文章由作者授权《看中国》转载自《苹果日报》。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