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出席两会的代表们。（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12月12日讯】赤潮祸华，赤难深重，赤毒全面渗透社会肌髓，中共吏治逆向淘汰，贪腐仅一侧面。官吏臃肿，冗员日庞。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口四亿多，1500余县，清朝官员总共2.3万——京官2622名、地方官13007名、武官7464名。如今，大陆五级政府（中央、省、地、县、乡），2018年公务员总数716.7万，加上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达5000万。
中组部长的看法
2006年，原中组部长张全景（1931～）接受采访：
现在许多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干部问题。我有一个看法，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
一个省四五十名省官，几百乃至近千厅官，一县数十名县处级。虽然一再压缩文山会海、克服官僚主义，但这么多官员，坐满这么多官椅，一个个还得“有所作为”、有所“负责”，不开会还能干啥？不“官僚官僚”，岂非没事干了？如何体现“职务价值”？提高行政效率，毕竟看不见摸不着。
各地每次精简裁员，那一声声杀猪般嗷嗷叫！真正得罪人的活儿，聪明一点的，当然一个个迁就即成事实。人浮于事、财政重负、文山会海、官僚主义……预卿何干？1957年夏，安徽精简超编干部55306名（占超编人员94.76％），其中省级精简34.84％，专区一级平均精简40％以上，乡级平均精简28％。文革前，北京中央政府六万公务员，1970年周恩来裁并2／3部委，降至1万。文革后，中央政府再次膨胀，1998年朱镕基大裁撤，3.3万人裁去1.7万。近年，中央政府再度“复肿”。
2011年5月9日《南方日报》：湖南石门县官席严重超员——县常委16名，正副县长12名；四川巴中四个国家级贫困县区，44位正副县长，通江县一正九副，南江县一正十副，巴州区一正九副一助理，平昌县一正11副，按规定每县只能5～7名县级干部。高校也是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20个活人守3个死人
山东县乡编制约18万，“临时工”一度达25万，许多乡镇财政不堪重负，有的连工资都发不出，根本无力扶持农业生产。2006年9月，山东清退临时人员23万余，仅占应清退分流76％。江西1822个乡镇，“吃皇粮”一度达15万余，村均负担5名以上。江西分流6万余，占原有人员40％。除“十羊九牧”，不少地方还有吃空饷。2006年河南挖出“吃空饷”20773人，涉案金额1.53亿，仅收缴2227.76万元。宁夏同心县烈士陵园（仅三座墓），居然养人20名，“20个活人守着3个死人”。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员工千余。1990年代，“长影”员工竟达三千，每年拍片3～5部，濒临倒闭。1998年3月中旬，笔者参观“长影”，主楼门联：惟愿一声长啸闯影坛，只盼三千职工俱饱暖；横批：虎年大吉。全球哪家影业公司，养得起如此一大坨人？此后，“长影”八年改制，重点当然是轻车减负，裁撤人员。
尽弃前人经验
中共自许“特殊材料制成”，尽弃前朝历代吏治经验。都说晚清吏治如何弛败，捐钱买官，但至少还须考得功名，才有资格进入“第三梯队”；候补官员捐钱抢缺（“遇缺先”），仍有一条：不得原籍为官。所谓“指省”（候补官员捐钱挑选就职省份），必须回避原籍。无钱“遇缺先”的候补官员，则由吏部抽签分发，也必须回避原籍。
1949年后，中共为让部属“荣归故里”、“光宗耀祖（体现革命价值），特意按籍派任，美其名曰：“熟悉当地情况”。
1949年前，中共为夺取全国政权，不得不讲究一点效率；1949年后没了顾忌，很快形成逆淘汰。1950年代前期，中共每年选送1000～2000名学生留苏，从头到脚公费，每月生活费500卢布（与美元时率1∶1．1），相当250名中国农民年收入。教育部特邀钱伟长等专家协助选拔，不久专家纷纷求饶告退，实在抵挡不住各路高干压力，为塞送亲属留苏，一个个神通广大呵！
协和医院党委书记之妻程西筠，1948年参军，嫁高级军官，随夫进京，中学生直入人民大学马列研究生，五年生三孩，选送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56年初，程西筠回国探亲，拜访北大史学教授杨人楩，杨教授忠告其应从本科一年级补读，“当然这个意见她是不能接受的”。高干亲属自己学不好，受苏方责难，迁怒优秀生，设法使优生政治上倒楣，“逆淘汰”动能之一
1956年中共“八大”1073万党员，农民绝对主体：工人14％、农民69.1％、知识分子11.7％、其他5.2％。文革更形成庞大工农官吏队伍，中共11届中委一大批劳模，省级以下工农官吏比重更大。
1982年李锐进入中组部，发现官吏队伍呈“倒金字塔”：文化低的在上面，文化高在下面。1983年全国2200万干部，大学文化21％，高中（中专）42％，初中以下37％（包括文盲）。机关及企事业81万领导人中，大专以上只占6％，高中（中专）22％，初中以下72％。地委一级，大学程度不超过5％。
文化低的当头头，文化高的当部属，老粗管老细。工农干部只懂“革命”，一谈建设便斥为偏离革命大方向，不屑一顾，他们根本不懂建设，只能“政治高于经济”、“革命压倒建设”。无知者管理社会，只能按其低下的理解能力设计社会秩序、制订价值标准。也因为无知，面对种种现实问题想不出更多办法，只能搬用教条，只能奉行教条主义。
1985年底，4200余万中共党员——
全国党员的文化程度，大学、中专和高中合计仅占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初中、小学和文盲合计接近党员总数的五分之四！必须说明，这还是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各单位近年狠抓了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之后的统计数字。
结语
如今中南海虽然一个个硕士博士，毕竟仍是逆淘汰态势下形成的班子，所得学位且多为秘书代读，否则习近平也不会老出洋相（如“宽衣”）。至于习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基本逻辑都不顾，邓时代路走回头，恢复私有制，老毛最痛恨的“复辟资本主义”，毛时代与邓时代如何对接？如何互不否定？如今国人文化水平多少有点上来了，不太好蒙了，再想回到“激情燃烧”的毛时代，不可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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