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投诚的前中共特工王立强。（摄影：夏紫云/看中国）
2005年《纽约时报》报导说，中共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陈用林提出“政治庇护”事件，掀起轩然大波，不仅因澳政府被批评处理不当（拒绝了政庇，但同意其申请保护居留签证），还因陈用林披露，中共在澳国间谍多达一千人。澳洲人口才两千万（少于台湾），中共却要派这么多的特工到该国活动。
作为中共驻澳大使馆一等政治秘书，陈用林当然知道不少内情。他说这些特工不仅收集情报，还监控当地华人，尤其是法轮功及异议人士等，有时还采取绑架行动。
在陈用林事件之前，前天津国安局官员郝凤军也在澳洲披露，中共在加拿大的特工超过1000名，主要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两个华裔较集中的城市。加拿大《环球邮报》报导说，在国安局已任职十年，后在该局监控法轮功的特殊部门“610办公室”工作的郝凤军，今年初持旅游签证到澳洲而申请了难民保护。加报引述前“加拿大安全情报部”亚洲事务主管卡特苏亚（M.J.Katsuya）的评估说，“郝凤军的说法是可信的。”
澳加两国加起来才五千万人口，中共如果派遣二千特工的话，那么对人口是澳加的六倍、又被中共视为“主要敌人”的美国，要派多少特工？
早在1997年，《华尔街日报》记者费尔卡（John Fialka）在其研究中共间谍活动的专著《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指出：“现在中国安全部派遣到美国的间谍数量，已超过冷战时苏联克格勃派遣特务的高峰期。”中共国安部的英文缩写MSS（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现在比原苏联克格勃的英文字头KGB在美国更有名。
美国《新闻透视》报导说，中共特工在美国进行“地毯式”的情报搜集，即使大学的博士论文也不放过。“尤其是关于密码分析、雷达和电脑系统控制导引、以及导弹失败和燃料质量等相关博士论文。据美国连锁复印公司Xerox的报告，有人曾通过该公司把一百多部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复印运到中国。”
《亚太邮报》（The Asian Pacific Post）2003年8月8日以“美加有中共间谍公司3500家”为题报导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Robert Mueller）在国会作证说，中共在美设有3000家空壳公司，其真正目的是收集美国情报。每年成千上万进入美国的中国访客，很多带有为中共收集情报的任务。在加拿大，这种中共空壳公司约三到五百家，受北京的直接或间接控制。
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对中共间谍和军力深有研究的是《华盛顿时报》军事记者葛茨（Bill Gertz），他几年前出版《中国威胁：中共如何攻击美国》一书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追查六名中共特工，但一直没有破获潜伏在美国政府内部、能接触到极机密情报、代名为“马”的资深中共间谍。
上个星期，葛茨在《华盛顿时报》发表了关于中共窃取美国情报的专题报导，引用美国联调局反情报行动主管萨迪（David Szady）的话说，中共正对美国进行全面的情报窃取，包括各类机密和军事科技相关情报。一般需十年左右的武器系统研发进程，中共在取得美尖端科技情报后，可将其缩短为两到三年。据美方的资讯，中共在美设有多达3200家空壳公司，其中多由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团体经营，主要收集美国军事科技等各类情报。
间谍是人类自古有之，2002年在华盛顿揭幕的“国际间谍博物馆”（International Spy Museum），展室中间就放着中国古代兵法家孙子的书，美国人把孙子视为最早重视收集军事情报的间谍战鼻祖和理论权威。不要说冷战时期美苏进行间谍战，即使今天在民主国家之间，也常因间谍发生纠纷；连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也在美国发展特工，曾给以色列做间谍的美国军官波拉德（John Pollard）1986年被判无期徒刑，迄今还在服刑，即使以色列总理多次请求，美国也不赦免。仅仅两天前，新西兰和以色列因间谍问题而僵持的外交关系才告缓和。虽然现在美国把中共列为主要间谍威胁，但美国情报官员也指出，除中国外，俄国，日本，法国，印度以至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也在刺探美国的情报。
特工各国都有，但中国的特工和世界其他国家至少有四个不同之处：
第一，中共海外特工多是华人，因中国国安部更倾向在华裔中发展特务。美国反情报和安全研究中心分析处主任摩尔（Paul Moore）认为，“这是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主要西方国家在情报搜集上的一个明显区别。俄罗斯针对美国采取的情报行动，他们使用的间谍有四分之三都不是俄罗斯人。而中国对美国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100次里大约有98次都是利用华人来进行。”
美国反情报分析专家艾蒂米德斯（N.Eftimiades）在其《中共情报活动》一书中说，中共国安部利用两种理由在华裔中招收特工，一是利用他们的民族感情，唤起他们帮助祖国强大的责任心；二是暗示他们如不合作，他们仍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连累。第二种方式效果较大，是迫使他们同意服从的强有力的动机因素。从1985年至今美国抓获的所有中共间谍，全部都是华裔，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外国人。
第二是中共采取“大跃进式”的人海战术，在情报搜集上采取“广种薄收”的策略，即利用很多人员来搜集数量有限的情报，以求积少成多。上述美国反情报专家摩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情报搜集活动很多，但是这些活动有很多并不很专业，所以他们的效率不是很高，因为有太多人参与，他们会得到很多支离破碎的情报。中国从美国搜集的资讯总量很大，这对美国是个问题，但是中国的搜集方法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个问题。”
由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安全行动办公室（IOSS）不久前编写的《谍报威胁手册》中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在情报搜集上使用的人海战术缺乏效率，但是由于投入的人数众多，因此也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司法和反间谍部门在应对的时候缺乏良策。
第三，和其他国家的间谍更大不同的是，中共的海外特工还负责监控当地华人，尤其是法轮功及异议团体等。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一个月在洛杉矶召开的“中国民联”代表会议上，民联成员邵华强在会上“倒戈”，坦白他是中共国安部的特工，因六四屠杀，改变了想法，决心脱离中共（邵随后被美国联调局人员带走）。
共产党在民运组织中发展特工，早已不是秘密。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后的警察档案不断证实这一点。《纽约时报》知名的研究共产国家和中国问题的专家波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今年1月14日发自华沙的专题报导说，波共秘密档案证实，“波兰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zczyk）、曾担任“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的纳科德（Z.Nakder）等，都曾给共产党做过特工。最令人吃惊的是，去年发现的警察档案显示，曾任“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像电影明星般的知名异议人士涅扎碧妥斯卡小姐（M.Niezabitowska）也曾与波共合作，她在警察局档案的秘密代号是Nowak。
东德的情况也是这样，曾是著名异议诗人、音乐家，也是东德民运主要人物之一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前年被发现原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东德政权垮台时，有16000袋秘密档案没来得及销毁，只是用绞纸机剪成碎片。2003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导说，德国利用美国Hewlett-Packard电脑公司发明的纸片文字重组软件，已把文件复原，由此发现了这个“异议诗人”的真面目。该电脑软件的重组准确率达80％，能复原70％的碎片文件。
中国海外民运组织虽然也在“抓特务”，但雷声大雨点小，成效不大，毕竟很难拿到证据。但原东欧国家的情况证明，那些曾给共产党做特工的秘密档案，迟早都会被挖掘出来。
近年来，中共海外特工的另一个重点是监控法轮功团体。加拿大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的杨凯文向媒体披露，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列入黑名单，被电话骚扰和跟踪，不少人回国被抓。法轮功学员朱颖在回国探亲时被绑架，公安人员告诉她，加拿大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情况都在他们掌握之中。
前天津国安局官员郝凤军提供给媒体的情报显示，中共特工居然详细掌握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叶映红计划在当地开一家通讯公司的情况，该文件标明“报：刘副部长；送：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外交部办公厅。”加通社报导说，共有八个类似记录由郝凤军提供给了当地媒体。
据报导，当年39岁的叶映红是加拿大公民，九十年代初来加，在“安大略大学”学习电脑。叶看到自己的私人资讯在情报中出现，惊讶地说，“不知他们是如何搞到（这些情报），他们对我们的监视真利害呀！”加通社还披露，监视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的情报部门代号F101，郝凤军用数位存储设备带出数百份秘密档案。
最后一个不同是，那些给中共做特务的一旦在海外被抓获，北京当局一概不予承认（是自己的特工），这是世界间谍史上少见的。即使是共产苏联，当年也和美国交换各自被抓的“间谍”。美方迄今抓获的最著名的中共间谍，是潜伏在中央情报局达30年之久的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他曾把美国很多最高保密等级的文件偷拍成微型胶卷，秘密交给中共方面，即使到他1981年退休，也没被发现。后来中共国安部官员俞强生叛逃到西方，才使金被捕。
虽然该案当时在美国公开审理，但中共方面始终不承认金是他们的特工，并否认和金有任何关系。金在等待判决期间接受中文报纸采访时，还呼吁中共拿魏京生作筹码交换他出狱。当得知中共对他矢口否认后，完全绝望，最后在囚室内用塑料袋包头，用鞋带勒紧，窒息而死。当时访问他的记者陈国坤（现纽约《自由时报》总编辑）曾向笔者描述过他们当年采访金无怠、以及金的绝望情形等。因此那些为中共做特工的，只有准备好为党国献身，而且还要死得“不明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