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中环有人发起“和你lunch”活动，数以千计市民占据毕打街、干诺道中。防暴警察一度到场并举黑旗及橙旗，其后撤上警车。示威者穷追数十米不果。（看中国摄影图庞大伟）
【看中国2019年11月15日讯】一位好朋友是坚定的和理非，近日对勇武派的武力升级开始产生疑问，看到笔者昨天的文章，很不以为然，问我“年轻人的揽炒行为全部都对？”，我本想和他私底下讨论，但看到港大陈文敏和一位外籍教授和学生争论，感觉朋友的意见很有典型性，于是索性写成此文。
自古以来，规限我们行为的有两道闸门，一道是法律，另一道是良知。法律在外，良知在内，相对来说，法律规限的范围窄，良知规限的范围宽，法律是明文的，良知是不明文，法律规限有惩处，良知的规限只有天谴。比如说，法律并没有规限人不能说假话，但正常的人说假话会产生良知上的自责。
当然，说到法律，还有谁立法，谁执法以及谁司法的问题，一个政府立一条恶法来治人民，那不是真正的法治；一个政府选择性执法，那也不是真正法治；一个政府只对人民执法，而不对自己执法，那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一个政府以行政干扰司法，那也不是真正的法治。法治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独立的一视同仁的公平、公开、公正的体系，而不是一个残缺的体系，法治一旦残缺，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香港现在还有法治吗？笔者认为，香港已经没有法治了。四任特首在中共授意之下，不断肢解香港的法治，到林郑手上变本加厉，香港的法治现在只是治香港人，不治香港政府，不治魔警，不治黑社会团伙，这样的法治，对香港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我们还将从前的法律条文，作为规限自己的最高准则，而政府却视从前的法律条文为无物，肆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伤害我们的身体，侵犯我们原本拥有的权利，甚且政府在干无数违法的事情后，竟可以不受任何惩处，还要理直气壮地谴责我们的“违法”行为。那我们要服从这样的法治吗？
是的，理想主义地设想，政府违法，如果我们也违法，我们就和政府一样堕落了，这个社会就沦陷了，所有的恶果我们都要承受。但如果我们从这里收手，假设我们有能力把勇武者都劝回家去（实际上没有人有能力），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是政府继续违法干他想干的事，他们可以腾出手来，更加从容地滥捕滥杀，街头见人不顺眼就开枪，然后罗织罪名，开始清算那些参与反送中运动的市民，未有搜查令擅自入屋，违反人权恶意侵犯被捕者，把所有被捕者都送进监牢，而自反送中运动以来，所有干下滔天罪恶的魔警，一一施施然逍遥法外，继续享受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
再往后，政府会立更多恶法，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限制网络空间，限制市民集会，限制言论自由，到那时，不必说勇武者要遭殃，和理非也会身受其害，香港人永世不得超生。
我们要这样的未来吗？
我向来主张，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长期坚持；我向来也主张武力不可以没有边界，要衡量轻重，自我约束。在香港已经没有法治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用向来的法律来约束自己，因为政府已经公然违法，政府手上有警察的暴力，有法律的武器，政府可以任意惩处我们，而我们对政府的违法没有任何办法。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先把现有的法律放在一边，什么时候政府守法了，我们也才守法，否则，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听任政府对我们施暴。
所以，当下我们约束自己行为的，就只剩下良知了。
首先，法治废弛，市民有权违法达义，所以有没有这个“义”，才是关键。这个“义”就是公义，有公义在，法律要从属于公义，这是自古以来官逼民反的模式，人民为公义反抗政府，当然不能用官府的“法”来约束自己。
其次，不遵法治，唯有以良知治自己。当下如何来衡量自己的良知呢？笔者认为，良知的最高原则是不伤天害理，就是说，要有天理，什么是天理？就是不能害人，不能做严重伤害人身的事。反送中运动以来，笔者认为，有两件事是过了良知的，一件是用刀刺伤警察，一件是近日放火烧人的事。前一件已经抓到凶手，后一件未确定凶手身份，尽管魔警已经杀了人，伤了无数的平民，但我们还是不能做伤害人身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和魔警的分别，因为我们还是人，而警察已经成魔。
对这两宗事件，笔者把它看作独立的个别的事件，它们不能代表整个反送中运动的大方向，它们是个别人的失控，是长期暴力影响以致心理失衡的表现，不能代表勇武者整体的行为，不能由集体埋单。
除了伤害人身，笔者认为，目前勇武者的武力，都还在笔者接受的范围之内，虽然也已经超出习惯的范围。
堵路有问题吗？占中时堵路也是犯法的，但现在堵路已成常态，政府可以随时禁行地铁，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堵路性质也无非是这样。如果中环金融中心地带，大量精英都出来堵路，那堵一下吐露港公路，其损失不会过于地铁禁行；在街头纵火烧杂物，从未造成大火灾，破坏蓝丝商铺，涉及刑事毁坏，但那只是经济上的损失，有保险公司付赔；有蓝丝市民到反送中现场挑衅，受到一些惩处，一般所受伤害也不算严重。笔者不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当的，但在市民对政府的违法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反抗形式，给政府制造麻烦，让他疲于奔命，让他没有那么自在，可以腾出手来，更恶毒地迫害市民。
笔者为什么不谴责这些超出正常范畴的暴力？因为在政府暴虐的武力面前，笔者对暴力的认受程度，也已经大大超过正常的范畴。如果警察可以公然开枪，可以抓扯女孩子的头发在地上拖行，可以制服了示威者之后，仍乱棍打头，还有那些未曾破案的强奸、谋杀、毁尸灭迹、放纵黑社会等等，都是正常的政府不会做的事。政府严重违法在先，如果还要求人民守法，那就等于要求人民束手就缚，引颈就戮，那还谈什么民间抗争，大家都乖乖做顺民就好了。
什么时候政府守法了，政府才有权利要求人民守法，否则，法治只是政府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人民被政府的法“治”住了，只有受难，不能动弹，那香港和大陆还有什么分别？我们还要争取基本权利，信仰普世价值，那不是多余吗？
因此，在香港法治已经被林郑政府破坏殆尽的情况下，人民的抗争不能再受旧有法治的约束，只要那些超出旧有法治范畴的抗争手法，没有超出我们良知的范围，那就可以接受。那是我们暂时的破格，是有意识的犯规，是有边界的越轨，而只要我们守住良知，我们就还是一个正常的人。
笔者也想劝年轻人，激情与血性都是双刃剑，有时伤了别人，有时也会伤了自己。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先自问一下，互相讨论一下，那件事情会不会超越良知，会不会伤天害理。先退一步想清楚，然后才去做，不要先做了，然后才受良知谴责，一生人都会后悔。
很抱歉文章写长了，但感觉道理还未彻底说清楚，希望引起大家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