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士兵，中共宣传中的“美国鬼子”
【看中国2019年11月9日讯】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老师课堂上给我们讲“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屠杀朝鲜人民，想进一步侵略中国，还教我们念顺口溜：“美国大鼻子，四个毛蹄子，走路咔咔响，要吃活孩子”。我订的《儿童时代》上画的美国大兵都是脚穿大皮鞋、端着刺刀的大鼻子鬼子。“美国鬼子”的这种凶神恶煞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保存到成年。
2012年春应邀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在巫宁坤老师家里住了一个月，近距离地接触了美国人，彻底颠覆了他们的“鬼子”形象。
当飞机在华盛顿落地的时候已是半夜，却不见来接我的人，我在大陆使用的手机没有开通国际漫游，无法与朋友联系。一位警察摸样的男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马上过来主动问我，我告之以实情，他掏出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会议组织者立刻派车赶到。我向警察要求支付电话费，对方说声“No problem”，笑着走了。
在美国，无论你有什么需要别人给予帮助的，只要你说声“Excuse me,could you help me to…?”（劳驾您，麻烦您帮我……好吗？）无论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忙是闲，都会爽快地回答“Sure!”（当然可以），然后热情相助；事毕当你说声“Thank you!”以答谢时，他们便会微笑着回答“No problem”或“You’re welcome”。
在美国，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问路。只要你有问，对方便会耐心为你指路，而且唯恐解释不细，唯恐帮你不到位。一次我要到West Falls Church去，本该乘蓝线地铁，却不经意间上了橘黄线（美国的地铁按照红、黄、蓝、绿、橘黄等颜色分走向，相当于我们的一号线、二号线等）。一位高个子的美国人明白了我的难处后，对我说：没关系，前边到了Rossley站可再换乘蓝线。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一直陪我坐到Rossley，看着我上了蓝线车，才回乘返回到自己的目的地去。
又一次，我要去华盛顿Chinatown一家旅行社，但下了地铁却找不到要找的地方，无奈之中，我问了一位中年妇女，可她也不知道该旅行社在何处，但是她说，不用担心，她来想办法。她于是问了一位警察，然后对我说：跟我走吧。我便尾随她走了约两百米，她指着路边的一块匾额说：“这就是你所要找的地方。”我十分感激地说：“Thank you very much”，她嫣然一笑说：“Welcome”，然后回去走自己的路办自己的事。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油然而生的那种感激之情让我内心充满温暖。
在华盛顿里根机场候机的时候，我买了一杯热茶，连同税款共应付2.19美元，付了两元后，再找不到零钱，于是拿出一张百元大钞，那位黑人小姐把百元大钞还给我，笑着说：不要了。我知道，美国人办事规矩，她不收我的钱就意味着她要替我垫付这0.19美元。我再给她，她摆着双手，以灿烂的微笑摇头示意不要了。在波士顿的一家商店购物时也遇到类似情况。
三月七日我和朋友全家去了芝加哥大学。望着硕大的校园，时间有限，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最值得参观的地方。一位黑人女保安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主动问我们想去哪里，而后热情指路，说明哪里是什么区，那里是什么学院，哪里是博物馆，当我们提出与她合影时，她很爽快地答应，随和地与我们合照。
回国的时候，在机场的免税店想买几瓶葡萄酒回来。
机场免税店里，中间竖立着圣诞树型的玻璃货架，一层层摆满了各种葡萄酒，依价位高低从上到下排列，最上边一层摆的每瓶200美元左右，最下层的每瓶只20多美元。
一位女服务员向我们热情地介绍各种葡萄酒，它们的产地、牌子、价格和口感等，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身上所剩美元不多，我选择了四瓶单价为29元的，服务员说了声“OK”，自己把两瓶拿到付款台，示意叫我帮她把另外两瓶也拿过去。我提着酒转过身——就在我转身的当儿，“哐啷”一声巨响把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糟了：一瓶葡萄酒被我的肩膀碰落到地上，酒水、玻璃渣四散开来撒了一地，几乎污染了那不大的店面的一半！我自知惹了大祸，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只忙不迭地说：“I’m sorry,I’m very,very sorry……”说时迟那时快，一位男士闻声拿了一块写有“CAUTION WET FLOOR”（小心地滑）的黄色牌子立在被污染区的边上，那位女士拿了一大把吸水纸过来，我接过来正要去擦地板，然而她却低头看着我的裤子：“We’re sorry,your trousers got dirty……”（对不起，你的裤子弄脏了）低头一看，可不是，我的裤子被泼翻的葡萄酒湿了一大片。我便动手擦起来，那位女士并不管狼藉满地的酒水和玻璃渣，而是专注地帮我擦裤子，让我感到她觉得最最要紧的是我的裤子，而不是她的店面和摔烂的红酒！
待我擦完了裤子，抬头看货架，呀，被我碰掉的恰是第一层货架上的，也就是说，那是价钱最贵的。我心里惶恐不安，心想这下倒大霉了，不知要怎么赔法，嘴里只是说着：“I’m sorry,very,very sorry……”服务员则安慰我说：“Nothing.Everybody makes accidents.”（没关系，人人都会出事的）说着她让我去结账，我正怀疑身上的钱够不够赔，她已经把账单打出来让我看：98.4美元——人家根本没把我打碎的酒计算在内！
付了款，我准备帮他们打扫店面，但服务员拦住我，说这是他们的事情，不关我的事，并催促我去登机口等待，他们会马上把我买的酒送到。
我忐忑不安地走向登机口，心里想：倘若此事发生在国内，不说别的，赔那瓶酒是肯定的，说不定店员还会臭骂我一顿：“瞎了眼了？！……”
当然，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我也遇到过让我很看不惯的美国人。
我从纽约返回华盛顿时，开灰狗（美国人把州际和城市间的客运汽车叫做灰狗）的司机是一位操着浓重广东口音的高个子男人。他一路开着车一路给他的同行打着手机，用粗鲁的大陆话骂警察给他开了罚单，抱怨老板让他加班而不给他加班工资，等等。中途停车休息时，一位女乘客上车晚了一会，被他大声呵斥，这位旅客回了一句嘴，得罪了他：他立刻急刹车，气冲冲地跑到这位旅客跟前，用蹩脚的英语骂她，声言要撵她下车。这位旅客再也不敢吭气。待这位司机发完了脾气，耍尽了威风才继续开车前行。
我明白，这位司机很可能拥有美国国籍，但并非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骨子里还不是美国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