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与反共义士孙天勤、王学成。（网络图片）
孙天勤不仅飞走了一架当时中共最先进的飞机，还“顺便”带走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对中共来说，这就不光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还涉及到“军事的泄密”！
1983年8月7日，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改装英国马可尼公司雷达，为歼－7M的研制做试飞）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基地。此次事件创造中共驾机叛逃者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
孙天勤，陕西凤翔人，1937年出生，1950年小学毕业，1953年凤翔县中学毕业，1956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安师范；同年8月作为空军第一批从地方学校选拔的飞行学员入伍（高佑宗也在这一批里）。经过第2航空预备学校、第6航空学校、高级航校（11航校）学习，后被先后在航空兵第6师、航空兵第46师服役，文革期间因父亲出身受牵连，遭停飞处理，送五七干校劳动，后至空军22厂工作，1975年恢复飞行，后被选入空军试飞团。总飞行时数1200小时（自称）。当时家中有母亲刘氏、妻子、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
1983年5月初，孙天勤作为试飞小组成员，被派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7M试飞任务，孙期间一直在秘密地做具体的准备，精确地计算东飞航路，将大连到执行试飞任务的空中转弯点，以及转弯点到韩国的距离、方位详细背记。策划过程的各个细节，在心中反复的演练。8月5日的试飞任务期间曾计划叛逃，但因油料不足无法实施，只得不动声色的按原定任务降落，等待下一次机会。
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再次驾机执行任务，孙同僚机一起起飞，塔台通知可以直接进入转弯点时，孙观察油量表，认定油料足够飞到韩国，于是立即开始实施叛逃飞行。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两机共用一通道与地面联络），然后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
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我要跳伞了！”，然后不再回答，随即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飞过15分钟后，为节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
韩国方面于下午14时13分发现高速驶来的45号歼－7Ⅱ，随即发放空袭警报，下午14点33分（汉城时间为15点33分），孙天勤驾驶045号歼－7Ⅱ降落在汉城K16空军基地，随即解除警报。
由于孙天勤在空军试飞团担任副大队长、对中国大陆航空工业发展情况极为了解，为防止1967年吴文献事件重演，台湾空军部分作战部队，在孙天勤抵台前，即奉命一律停止休假，飞行员进入机场待命；同时，气象单位严密监视辽东半岛及大陆东部沿海气象，情报单位也密切搜集大陆沿海军机活动状况，假设多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并拟定各种防范战术。
8月24日上午11时25分，接运孙天勤的华航专机自汉城一起飞，台北桃园空军基地即奉命派出八架F－5E型战斗机升空待命，另8架F－5E型战斗机也在跑道进入战备，当专机飞过琉球时，战斗机群己分梯次以不同高度及角度接近专机，伴护航行，并严密监视附近空域。专机通过台湾北部上空时，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的四架F－104G型战斗机立刻接替护航任务，专机在12时42分降落在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与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基地迎接。下午乘车抵达台北，在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和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王淼少将的陪同下，孙天勤出席记者会。
9月1日上午，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由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主持。举行“反共义士孙天勤宣布脱离中国及颁授上校官阶、奖章与奖金典礼”，孙天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以当时的国际金价，折算新台币1.2亿（折算现在的人民币金价大约是3750万人民币）。并加入台湾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孙天勤1984年8月21日在台湾与同是从大陆叛逃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退役后移民加拿大。
此次在驾机奔台的过程中，孙天勤的行为在中共眼中简直是“肆无忌惮”，不但用无线电打了声“招呼”，还留下了一份二万多字的《告全党公开信》，赫然摆在宿舍的桌面上！
孙天勤不仅飞走了一架当时中共军队最先进的飞机，还“顺便”带走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对中共来说，这就不光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还涉及到“军事的泄密”！岂敢等闲视之，部队领导不得不火速上报，一名飞行员的叛逃，在上层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实为罕见！
孙天勤事件对新闻界秘而不宣，但在军内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孙天勤是空军的人，可是几个月前，他从空军抽调海军，协助延飞一种新式导弹。麻烦来了，事故算谁的？责任由谁负？孙天勤是为海军试飞，人由海军代管，在海军出的事，然而，孙天勤穿的是“蓝裤子”，归根到底是空军的人，他在空军待了几十年，到海军才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