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和妻子遗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青少年时期的傅雷，是那个时代的激进人士。在上海徐汇中学读书时，就因发表反迷信、反宗教的言论，遭到学校开除；在五四运动中，傅雷走上街头，参加演讲和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参与上海学潮，遭到当局的威胁。那个时期的知识份子，几乎都感觉报国无门，大批的知识份子很多倒向左翼。
1931年，傅雷留学法国回国。抗战时期，傅雷闭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书，克利斯朵夫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促使一些青年参加“革命”，这部小说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
从抗战胜利至中共建政，傅雷积极参与了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真正创办人之一。他与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反蒋”宣言，写下了大量政论文。他发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指出：“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1947年，傅雷翻译埃德加･斯诺的《美苏关系检讨》。在代序中指出：“他不能赞同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美，必近乎反动，甚至就是国民党的尾巴。”
1949年后，傅雷谢绝清华大学的邀请，成了体制外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以翻译、教学为业，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费维持。当时，上海文化人里面只有他和巴金没有领过工资。后来，上海政协吸收他为政协委员。
1950年6月27日，傅雷给黄宾虹的信中写道：“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他自称“未能与世浮沉”，只不过是“苟全生命”而已。让傅雷对社会变革不适应的忧患，已经展现出来。
1954年，傅雷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5至1957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他热心奔走于文学、音乐、绘画、出版界之间，写下了大量书面报告和文章。
1956年，中共提出“双百”方针。整风运动初期，傅雷开始向党靠拢，积极参政议政，学着适应政治气候。
1957年3月4日，傅雷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第一次亲见毛泽东，他叙述：“此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傅雷妻子朱梅馥写给长子傅聪的信中说：“爸爸开会回家，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真兴奋。自上海市宣传会议整风开始，踊跃争鸣，久已搁笔的老作家，胸怀苦闷的专家学者，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
傅雷还特别发表了文章《大家砌的墙大家拆》，批评少数党员的政治优越感和一些党外人士的政治自卑感。当时傅雷一共发文12篇，涉及文艺、出版等多个领域，为政府提了涉及文艺各个领域的建设性意见达18万字。
为配合“反右”运动，傅雷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识别右派份子之不易》中，他明确表示与“右派”划清界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则是批判葛佩琦的“右派”言论。
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说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反党反社会主义。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都开始批判傅雷。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当年12月，朱梅馥给傅聪信中提到，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傅雷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都被停止，傅雷常常失眠，人瘦了许多。
1958年初，中央负责“反右”的一位领导到了上海，认为上海右派太少。为凑名额，市委书记柯庆施便将傅雷加进凑数。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当天傅雷深夜回家，夫妻二人长久相对无言。后来傅雷长叹一句：“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傅雷被划为“右派”后，公派留学波兰的傅聪也成被批判对象。1958年年底，傅聪选择在学业完成时出走英国，当时这种非法出境就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傅聪出走加重了傅雷的罪名，傅雷抑郁，不问世事，闭门不出。傅聪后来在回忆录中讲述：“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
1959年秋天，受傅雷影响，正在北京外交学院就读的傅敏因为政治审查，忽然被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傅敏毕业后，也没有单位敢要他。
“反右”运动以后，《约翰･克利斯朵夫》被称作“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的根源”，“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小说”。
由于顶着“右派”帽子，傅雷的译着被延迟或拒绝出版，没有体制的保障，失去译着稿酬，傅家生活极度窘迫。一向气傲的傅雷，不得已以卑微的措辞致信领导求助。
1959年，傅雷给朋友信中表示：“随时准备撒手而去，永远休息。”
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右派”帽子，妻子满腔愉快，傅雷却未有感恩之言，他说，戴帽子与摘帽子都是他们的事，与他无关，“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
1966年初夏，傅雷对老友周熙良说：“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8月23日，傅雷与妻子在书房清理旧画古董。保姆周秀娣在屋外听傅雷说，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就让他们来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
27日，朋友最后一次造访傅家。傅雷说，这次无论如何不愿再受辱，他要带着朱梅馥一起走。朋友力劝：“如果要走，你能不能把梅馥留下？”傅雷说，他不能让她一人活着受苦。
30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砸开了傅家大门。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曾是傅家的座上宾，常去傅家听傅聪唱片，是傅聪的琴友。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傅雷回敬：“你混蛋！”
红卫兵布下岗哨，限制傅雷夫妇出门，随时接受抄家和批判。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李翠珍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当初从香港回来时曾给傅雷写信征求意见。此时李翠珍已被打成特务，这封信就成了傅雷是“潜伏特务”的罪证。
这天夜间，傅雷叫夫人朱梅馥打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发现后，红卫兵认为傅家是在埋变天帐，于是挖地三尺，捣翻花园，50多种月季被一株株连根拔掉，没有搜到东西。但后来他们找到了傅雷写给傅聪信的草稿，原以为信上写的是叛国勾当，谁知傅雷倾诉的是爱国之情。红卫兵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障眼法，继续抄家。地板被撬开，“反党罪证”、“亲美证据”终于被查获：一面小圆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是蒋介石像，画报上是宋美龄。这些东西在阁楼上一只箱子里被发现，箱子是傅雷姑母49前寄存在傅家，傅家从来没有打开过。红卫兵们为自己取得的战果欢呼雀跃，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下跪。
连续四天三夜，傅雷夫妇遭受了批斗，傅雷的“亲美言论”、抽烟斗、喝咖啡、西式餐具及弹钢琴等“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在红卫兵眼里都是“四旧”，都要批判。傅雷收藏的画作、书籍和大量私人物品，一律充公。傅雷夫妇被勒令戴着高帽子，站在长凳上接受批评，傅家房子四周贴上了大字报。
9月2日，夫妻二人以娟秀的小楷，把后事分条列项地交代清楚：存款600元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一个小信封里装入了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9月份房租的支付55.29元；亲戚寄在家的东西被抄走应付的赔偿等都有具体交代。
晚上，朱梅馥让周秀娣早点休息，并嘱咐她：“明天小菜少买点。”翌日早上，周秀娣发现主卧室门虚掩，晃了一眼，害怕得连现场都没看清，赶紧跑去报告。
9月3日上午，据当事警察左安民叙述，当时夫妇俩是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地上铺着厚厚的被子，被上有两张踢倒的方桌。傅雷夫妇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法医判定：自缢致死。傅雷夫妇事先把浦东土布的被单撕成长条，然后拧绳打结拴在窗框，又在地板铺好棉被，防止自缢踢倒的凳子惊动邻里。当年傅雷58岁，朱梅馥53岁。
傅雷的遗书写给他们在上海的唯一亲属：“人秀：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讬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讬，谅之谅之！”
朱人秀时任上海劳动局局长，作为共产党员，他要自保就必须站稳立场，而傅雷夫妇自绝于人民，所以骨灰不能收存，只能寄放在万国殡仪馆。当时在北京的小儿子傅敏也被迫害，自顾不暇，所以骨灰无人认领。
1966年9月初，29岁的江小燕从钢琴老师那里得知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知道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她就戴着口罩到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请求把骨灰交给她，但她没钱为傅雷夫妇买骨灰盒。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以“怒安”的名字，寄存在上海永安公墓。江小燕与傅雷不认识，只是喜欢阅读傅雷的译作，看过傅聪的演出，也喜欢弹钢琴。
江小燕致信周恩来，反映骨灰无人认领问题，她提到傅雷是爱国的。未署名的信没能寄出上海，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里，江小燕被抓走，审讯了一整天。经过反复调查，确定江小燕背后没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
因为傅敏在给一位同学的信里，表达了对“文革”的不满，三年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在北京一中自设的“黑监狱”，他几次自杀未成，结果又罪上加罪，被红卫兵拖回学校，接着批斗，再度自杀，未死。
傅雷夫妇自杀在上海江苏路284弄，现名“安定坊”，从8月23日到9月8日，上海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份子和教师1,231户。警察左安民说，当时在他管辖的地段，500多户人家里有200多户被抄家，自杀的文化人，几乎每天都有。就在他们居住的同一条街上，1969年1月31日，年仅30岁的女钢琴家顾圣婴不堪侮辱，与母亲、弟弟开煤气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