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说：“我们资助台湾学者的研究课题，……要通过有选择地提供研究资料，有意识地引导研究者趋向我们预计的研究结论。”（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邓小平之后，江泽民为扩大中共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修改党章，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实际就是允许靠买通官权而暴发的新生资本家，加入声称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先锋队”的共产党。以此为标志，在中国，腐败的权力、堕落的知识、肮脏的金钱形成了支撑中共极权统治的政治同盟。正是由于该同盟整合了权力、知识和金钱，这三项最具社会能量的因素，中共极权才得以延续至今。而权力、知识和金钱的结盟，也被奉为中共重要的政治经验之一。
现在，中共已经把上述经验用于对台湾的统战。最早对此作出理论论证的，便是中共首席理论顾问王沪宁。二○○六年，王沪宁曾向中共中央提交过一份只供高层参阅的内部研究报告，题目为“在台湾知识界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几点思考”。该报告认为，“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最成功的经验便是建立起权力、知识和资本三足鼎立的稳定的政治结构；如能把这个经验有意识地运用于解决台湾的过程中，将会使对台的统战工作的思路更清晰，方针更明确，方法更有效。
在上述报告中，王沪宁写道：“……权力、知识和资本结成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在大陆成功的经验。这个经验对于主要用统一战线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当同样有效。经过前几年的工作，二百万台商将来在我们最终对台湾问题作出政治解决时站在我们一边，基本不成问题。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所以是靠得住的。我们完全有信心掌握台湾社会资本因素的政治趋向。……我们党同国民党高层在对待台独的问题上已形成高度共识；现在看来，二○○八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也具备现实可能性。美国视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也将转而支持国民党。因此只要我们加大力度，创作性地作好对台湾知识界的统战工作，二○○八年国民党胜选之后，在台湾就会以我们党为实质的核心，形成权力、知识和资本的统一战线。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将会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可靠的社会能量的保障。”
王沪宁上述思想提出之后，很快便被中共高层接受，并一直作为对台湾知识界统战的指导思想，发挥作用。中共对台办公室据此提出对台湾知识界统战的策略原则是“以学术交流为基础，抓住重点，全面覆盖”。在具体执行中，中共教育部又把“抓住重点”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单位。国立大学的台大、政大；私立大学的东吴、铭传都被列为学术交流的重点对象。第二个层次则是教授学者个人；被列入中共统战重点对象的台湾教授学者已达三千多人。中共教育部还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全面覆盖”的原则。所谓“全面覆盖”是指，要同台湾的每一所国立和私立大学都建立起学术交流的关系。表面看来大陆各学术单位同台湾的学术交流是各自分别独立进行的，实际上则由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在背后统一协调操控。
大陆各学术单位同台湾的学术交流的花费，也获得单独列支的特权；经教育部批准后，由中央财政拨付。
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要求，对台湾知识界的统战工作要实现的具体目标是，作到台湾教授和学者对大陆的两个依归，即“学术依归”和“情感依归”；为作到这两个依归，就要进行相关的学术投资和情感投资。
中共教育部的相关内部文件明确提出，为实现“学术依归”，要在各学术领域专门为台湾教授学者设立系列的科研课题，同时欢迎并支持台湾教授学者自己选择有关大陆的科研课题。同时，要为这类课题提供学术数据和经费保障，要为其科研成果走向国际舞台，被国际学术界接受，提供有效帮助。
二○○七年王沪宁就相关问题曾给教育部官员作过一次报告，他讲：“……随着我们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长，有关中国大陆的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成为显学。台湾地域狭小，国际影响日渐萎缩，缺乏学术研究的课题容量。所以，台湾学者的学术出路只能在大陆，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有的同志担心，我们资助台湾学者的研究课题，如果最后得出政治上同我们敌对的研究结论，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必要。道理很明显，他们进行大陆课题的研究，只能依赖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学术资料和数据。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学术源头上把握了研究的学术结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理，我们提供的是大米，台湾学者就很难煮出高粱米饭来。当然，这就要求我们给台湾学者提供学术研究的资料和数据时，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策略意识，也就是说，绝不能提供那些可能导致对我们不利的研究结论的数据，相反，要通过有选择地提供研究资料，有意识地引导研究者趋向我们预计的研究结论。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建议教育部领导组成专门的班子，对学术资料的提供工作，深入研究，统筹安排，以策万全。”
王沪宁的上述讲话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共在用机心百端的权谋，设好统战的陷阱，以学术名利为诱饵，引诱台湾的教授学者进入陷阱，使之成为中共的学术奴仆。而众多台湾的教授学者也确实沉醉于对中共的“学术依归”，正争先恐后地奔行在中共为他们安排的命运之路上。对此，我有直接感受。
二○○八年十一月，我受邀作为论文评论人，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几位台湾教授介绍了他们关于大陆的论文，题目涉及经济、法律等领域。令我震惊的是，这些台湾教授竟然同王沪宁预言的一样，完全以中共官方提供的资料和数据为根据得出结论，而且论文的行文风格和结论的价值取向，都与中共严格控制的大陆所谓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毫无二致。从这些台湾教授的论文中，人们已经根本无法分辨他们是属于自由世界的学者，还是属于数百万中国大陆的御用文人和思想奴仆群体。这次研讨会上，我在对这几位台湾教授的论文评论时说：“你们把中共官方发布的资料和数据作为论文的依据，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些垃圾资料和数据连中共狗官都不会认真对待，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为政治宣传制造出来的。而你们却奉之为瑰宝，把你们的学术声誉同这些垃圾资料联系在一起；你们建立在中共用以欺骗世界的虚假数据上的所谓学术结论，只能有一个价值，即帮助中共欺骗世界。这是台湾学术的悲哀。”（大意如此，原话无法准确回忆）
后来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据说，由于袁红冰这个名字和我的评论，邀请我参加会议的长者竟然受到同事的强烈抨击。抨击的理由在于，因为邀请我参加这次研讨会，可能会对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同中共学术单位今后的学术交流，以及他们的某项学术研究经费的申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听到这件事，令我心神黯然，不禁想问太平洋的万里波涛：难道台湾的某些学者真要以中共极权政治作为他们现在的学术依归之所，将来的学术埋骨之处吗？难道台湾的某些教授真要放弃学术良知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作中共的文化奴仆吗？
教授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族群，“学术依归”就足够保证台湾知识份子对中共政治意图的理解，甚至支持。但中共并不以此为满足。为确保在二○一二年之前形成以中共政治意志为核心，由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台商的资本和台湾教授学者的知识之间的联盟为内涵的台湾社会能量系统，中共还要实现台湾教授学者对其的“情感依归”。
在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的统筹策划之下，中共各学术单位和统战部门对台湾学者的情感投资早已全面展开。迎接时如火如荼的热情和鲜花掌声，送行时的依依不舍与赠别厚礼；宴会上的传杯飞盏，旅游中的着意安排与豪华接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便有台湾教授学者熏熏然、陶陶然、昏昏然，不知今夕何夕，并用一片真心、万斛真情回报中共的情感投资，混不觉把真心真情献给中共极权就意味着对学术良知的彻底背叛——因为，极权专制是精神自由不共戴天的死敌，没有精神自由的地方便没有真正高贵的学术精神，而只有专制的文化奴仆，暴政的御用文人。
中共要用极权专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铁牢，囚禁自由的台湾。值此艰难时刻，教授与学者群体应当承担起知识份子对台湾命运的责任——用知识的名义，向台湾人民预警劫难，提出用以坚守自由原则并战胜凶险命运的精神价值与策略原则。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众多教授学者完全放弃知识份子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一心一意走上对中共的“学术依归”和“情感依归”之路。这条“依归”之路也是背弃并远离自由的台湾之路。台湾养育出一群在名利诱惑下把冷漠的背影对向台湾命运的忘恩负义之人。
行文至此，悲愤之情实难平抑，故有一事不吐不快。我多次亲身体验过，某些具有统派国民党籍的大学教授对中共的“情感依归”，已至丧心病狂之境地——只要我对中共作出些许批评，教授们便如祖坟被掘，又似衣食父母受辱，勃然大怒，对我大加挞伐，以维护中共极权政治的声誉。其对中共真有感天动地的孝子贤孙之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只是不知五十年代初被中共屠戮的二百余万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如果泉下有灵，是否会为其政治子孙之不孝，作千古不绝之长哭？
除教授学者外，台湾的大中学生也被列入中共对知识界统战的视野。胡锦涛特别指示，要把西藏的成功经验运用到两岸大中学生的交流中。所谓在“西藏的成功经验”具体是指，将藏人少年送到大陆内地接受共产党文化教育，经过几年十几年后，再把他们送回西藏。于是，这批长着藏人面孔而心灵已经受到共产党文化改造的藏人，便成为中共政治意志在西藏的代理人。现在，中共也要通过两岸学术交流，从台湾学生胸膛里挖出他们的台湾心，然后换上一颗共产党极权文化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