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看中国2019年5月5日讯】痛失至亲、没了工作、骚扰监视、无理拘禁，这是六四罹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成员30年来的处境，他们当中有些人已辞世，活着的也70、80岁，而打压他们的政权却代代交棒，永远不老。
今年清明节，“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一如既往地在便衣的陪同中，前往万安公墓悼念在六四事件死去的儿子王楠。监视下的扫墓，在自由社会难以想像，更难理解的是，这样的自由在中国竟也要努力争取而得。
中国公安过去曾以墓园有大学生混入制造混乱为由，禁止张先玲及其他六四难属到墓园。即使现在可以扫墓了，往往也得在监视之下，并比一般人提早几天，以便错开扫墓高峰，避免引人注意。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难属组成的群体，形成于1989年六四事件过后不久，一开始的成员包括丁子霖、张先玲、尤维洁。随着难属的自愿加入，“天安门母亲”成员最多时一度近200人。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她与先生蒋培坤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9年6月3日夜里，两人年仅17岁的儿子蒋捷连被枪杀在北京木樨地。遭遇丧子之痛后，丁子霖等一行人踏上寻访、救助难属的道路。
六四死难者人数说法不一，从几千人至上万人都有，广场上的学生、社会人士来自各地，“天安门母亲”寻访难属的足迹因此不限于北京，最北自内蒙古，往南至四川、两广，最终建立了一份202人的遇难者名单。
1995年以来，他们每年都向中国领导人及“两会”发表公开信要求对话，并借由出版图书盼中共当局为六四正名、还家属公道，在寻访难属过程中，也透过文字、影像一一记录下对六四大屠杀的证词。
只是六四至今仍是中共的大忌，为六四发声动辄成为当局眼中钉。在这30年来，除了丧子之痛，丁子霖还因为接受外媒访问而被戴上“卖国”、“挟洋自重”的帽子，不仅被党内除名，人大教职也沦为有名无实。
便衣24小时盯哨已是家常便饭，丁子霖与蒋培坤也曾被骗往黑监狱秘密关押、审讯。蒋培坤1996年还遭校方要求提前4年退休。2015年9月27日，蒋培坤在江苏无锡市郊的老家中因心脏病去世。
“天安门母亲”走过六四30年，诉求当局公开“六四”真相，追究屠杀责任，迄今中共历经了数位领导人，从一开始将六四定调为“反革命暴动”，如今改称“政治风波”，而真相、问责同样阙如，难属无法心服。
六四30年前夕，“天安门母亲”于3月7日再度发表公开信。他们梦想，有朝一日，中国能为“六四”英灵正名，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正名；定“六四”为国殇日，建立“六四”纪念碑及“六四”陵园，让英灵早日入土为安。
这封公开信共127名六四罹难者家属连署，还列上等不到平反就已经去世的55名“天安门母亲”成员。而今，健在成员的年事已高，在这敏感年、敏感时刻，他们受到的监控只有更甚以往。
“天安门母亲”年年的公开信石沉大海，以母爱为本的坚定信念，努力30年得到的只是一贯傲慢、无理的对待。在中共以“经济成就高于一切”为借口合理化镇压暴行的状况下，六四平反之路仍艰难地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