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斗争地主和富农，劫掠他们的财富，甚至杀死地主。（网络图片）
提要：我明白了！这些在苏北发生的变故，也正在我的家乡鲁南发生，我想华北所有的“解放区”都不例外。中共革命是由浅入深，苏北那些难民能逃出来，证明一切刚刚开始。即使如此，江南人并不相信他们的故事。那些年，“解放区”一小片、一小片，形同许多孤岛，都是封闭的环境，“解放区”发生的事情外人不知道。直到七十年代，中共在举世注目下推出文化大革命，新闻排山倒海，台湾同胞才从中共自己编导的悲剧中认识历史。
回忆南京，另一个主要画面是一群难民……
闲言带过，按下不表。且说库房连着库房，我们的邻居是苏北逃来的难民，苏北有大片土地已经“解放”了。我对这些难民发生极大的关切，他们为什么要逃出来？中共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苏北鲁南，地理环境相同（一度有人主张把它们合并了、单独设置一个行省）。社会结构相同，战后的情势相同，中共在苏北怎样做，也会在鲁南怎样做，了解苏北，也就间接了解鲁南。
我去访问这些难民，我耽心，像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排斥我。我走进他们群居的库房，表白来意，他们把我围在中间，热情接待，好像一直等着我。他们齐声诉苦，日本虽然投降，政府并未接收苏北，害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递过三次陈情书，请求政府派大军北进，赶走共军，没有回应，索性派出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警卫部队把他们轰回来。
他们误会了，看我穿着军服，以为我是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我赶紧声明，我是一个作家，我来找材料写文章。他们的热情并未冷却，他们说，中共在苏北做的事，南京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把《中央日报》的记者请来长谈，一五一十告诉他，可是《中央日报》一个字也没登。文汇报登他们的消息，说他们这些难民是家乡的恶势力，家乡人不欢迎他们，所以他们在家乡不能立足。“文汇报根本是胡说八道！我们写信去更正，也是石沉大海。”他们在南京的感觉是不见天日，非常希望有一枝笔为他们拨开阴霾。他们问：“你的文章能在《中央日报》登出来吗？”我说能登出来。“你的文章能在文汇报登出来吗？”我也说能登出来。无可奈何，我欺骗了他们。
大家争先发言，有人出来维持秩序，请一位绅士模样的老年人先说。他透露的讯息是，抗战时期，中共“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战”，大家相处得很好。不止一次，中共在根据地开会筹款，邀请住在城市里的大商人和大地主参加，他们瞒着日本占领军前往，要粮出粮，要钱出钱，中共对他们亲切友善，而且满口赞许。抗战胜利，日军撤走，共军前来接防，大小干部都变了脸，而且是无缘无故翻了脸。这位长者说，他百思难解，昨天共同抗战，今天怎么就反目成仇？
老者说，中共刚来的时候，大家还想攀交情，讲斤两，但是中共一出手就把地方上一个有名望的人杀了，家产也抄了，日军占领期间，这人做日本人和地方的中介，暗中又为国民党设置的江苏省政府效力，中共说他既是汉奸，又是国民党特务。抗战八年，地方士绅迫于形势，个个都是两面敷衍，也可以说个个犯了同样的罪，中共拉出一个来祭刀，其他的人都吓坏了。再加上中共虽不杀你，却派人到处调查你的罪行，人人服服贴贴，不敢大声喘气，中共无论办什么样的事，也就一呼百诺了。
一个中年人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地主，中共来了，成立“姐妹会”，把各家的妇女组织起来，每天开会上课，教她们识字，分派工作，给“解放军战士”做鞋，干部对她们反复申说：女人受男人压迫，受封建社会压迫，女人要联合起来，争独立，争平等，跟男人算帐。中共又成立“儿童队”，把各家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每天和孩子谈心，引诱孩子说出父母的言谈行为和交往，训练孩子放哨、站岗、监视出入行人。妇女、儿童都是清早出门，夜晚回家，这样一来，他的家庭就分裂了，中共掌握了他的老婆孩子，他完全陷于孤立。中共又把佃农组织起来，教佃农知道地主有罪，地主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大家要觉悟，要联合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把土地财产夺回来，“就是少奶奶和千金小姐的牙床上也要滚一滚！”这位小地主一听，大事不好，趁着妻子对中共的话将信将疑，趁着儿女对父母还有几分依恋，也趁着佃农对他还有几分温情，连忙带着妻子儿女逃出来。
座中有一个中学教员，他的经验又与别人不同，他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不是国民党员，也没当过汉奸，自己认为可以留在家乡活着。可是他有一个女儿，他为女婴请过一个奶妈，中共来了，这位奶妈一跃而为妇女干部，中共开斗争大会，昔日的奶妈指控雇主剥削，她的奶水本来应该喂养自己的孩子，却被特权阶级抢夺。中学教员俯首认错，原以为可以过关，夜晚，有位家长偷偷的通知他，第二天还耍继续开会，奶妈将提出新的控诉，不但中学教员的孩子吃她的奶，那中学教员也吃他的奶，意思是性骚扰，甚至可以解释为逼奸。教师一听，这样如何担当得起，也急忙连夜逃出来了。
斗争大会又是怎样运作的呢，透过一个难民的遭遇，可以大致了解。这人是地主，是国民党员，他的儿子在国军里当连长，他是反动分子家属，中共干部选定他教育群众。这人有个习惯，常到树林里散步，干部给他设定了一个罪名，藉树林掩护，跟国民党特务联络，传送情报。怎么发现的呢，干部鼓励大义灭亲，由他的弟弟检举，他跟这个弟弟同父异母，小时候，弟弟受他欺压，怀恨在心。如果拒绝检举，哥哥株连弟弟，一同定罪，如果弟弟“站在人民的这一边”，登上斗争台，表现得很积极，不仅免罪，也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弟弟知道怎样选择。
大会开始，被斗争的对象捆绑上台，干部派人沿街敲锣呐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全村集合，称为人民公审。干部对群众平时有训练，临事有布置。那年代，国军盛行“抓壮丁”，经过干部的一番“思想工作”，壮丁的父母登台控诉，多年的悲愤喷射出来，干部布置的“积极份子”抓住时机，高呼口号，狂热反复回增感染，许多人轮流上台揭发国军官兵的罪行，一时之间，那些罪行都好像是某连长的罪行，某连长的罪行也就是他爸爸妈妈的罪行。全场惟有干部和核心工作人员是冷静的，他们暗中记下谁没有呼口号，谁呼口号的声音太小。如果有人奋身忘我，自动冲上台去，给那连长的爸爸两个耳光，朝他脸上吐两口唾沬，那才是干部们最满意的镜头。高潮迭起之后，干部上台，请“人民”决定罪刑，群众高呼“枪毙他！活埋他！”斗争大会才算圆满成功。
如果群众的反应迟疑敷衍呢？依中共用语，这是“群众的觉悟不够”，事情缓一缓，先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然后再开会斗争公审，决不勉强。中共禁止包办，禁止代替群众决定。他们知道阶级仇恨是可以酿造、强化的，“形势比人强”，价值标准一旦形成，自然有人揣摩运动的需要，自动献身配合，参与者互相竞赛，热忱步步上升，不但可以义正词严揭发别人，也可以痛哭流涕揭发自己。五十年代台湾盛行反共文学，很多小说把中共干部写成暴躁专横的杀人魔王，我曾告诉他们，中共不是这副模样，干部在“运动”中很冷静，杀人十分慎重。
中共究竟派来多少枪、多少兵、多少干部呢？他怎么能把你们控制得这样严密呢？他们说，中共的军队并不插手，军队只是创造一个环境。外来的干部寥寥数人，他们就地取材，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人，没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好品行，这些人仰承大户人家鼻息，心里有无限委屈。大户人家瞧不起这些人，可是又怕这些人，大户人家的尊严，也不过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好歹别戳破了”。中共干部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手里就有了“硬”的，这些人敢作敢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破坏旧秩序是他们的一大乐趣，干部用他们打前锋。地主士绅不管他以前是何等样人，一旦被这些冲锋陷阵的人拉下马、揪上台，另外那些需要自保的人，就按照中共的“教育”站出来，表示自己的觉悟。这些人虽然觉悟了，可是过了这一关过不了下一关，下一次轮到他上台挨斗，再演一出墙倒众人推，戏码重复，演员循环，反复的清洗无情。
我和难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们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图形。中共要澈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他先澈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人要维持尊严，第一把某些事情掩盖起来，第二对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释，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脱裤子”，脱掉他的裤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财产，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画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中共干部看这些人受苦乞怜，也是革命的一大乐趣。南京的难民声声诉苦叫冤，竭力辩说他们的财产是辛苦累积的，他们的素行代代忠厚传家，这些话完全没有意义。干部并非拿着一把秤一个一个秤你，他拿着一把大扫帚“一塌瓜子”扫你。
以后几年，我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我逃到台湾以后，进中国广播公司工作，“中共问题专家”某人来电台演讲，嘲笑“人民民主专政”不通，认为三个名词放在一起不合逻辑。那时电台的编撰部门由王健民教授主领，他对我说，中共是用“民主”的方法“专政”，“民主专政”有它实际的内容。他说，中共的革命是“艺术”，也是“宗教”。那是一九五二年，台北能说出这样一句话的人不多，我佩服他的卓见；能听懂这样一句话的人也不多，我是他的知音。中共布置一个恐怖的环境，人人自危，只有帮助干部定别人的罪，你才有安全感，一旦你已被定罪，你也可以产生安全感。“民主”就是人人忙着定别人的罪和人人忙着认自己的罪。
我明白了！这些在苏北发生的变故，也正在我的家乡鲁南发生，我想华北所有的“解放区”都不例外，南京这些难民的遭遇，也就是徐州那些难民的遭遇。我和苏北的难民共处，时时产生类比推理：有一个老翁，带着两个幼小的孙子，小孙子时常吵闹哭泣，我想起我的父亲。有一个旧式读书人，幸而学过中医，他每天在马路旁边摆摊看病，我想起五姨父。一个教员，每天到夫子庙打鼓说书，他的太太帮场子，他的女儿向听众收钱，我想起潘子皋老师。有一个乡绅，虽然做了难民，仍然天天喝酒，暍醉了，就说要跳进长江自尽，我想起教我唐诗的“疯爷”。后来事实证明，后者前者的遭逢真的差不多。
中共革命是由浅入深，苏北那些难民能逃出来，证明一切刚刚开始，他们受害有限。即使如此，江南人并不相信他们的故事，一个南京人对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后来革命“深化”，那才逃不出来，活不下去，想死也很难，那些故事，“国统区”的人民简直连听也懒得。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凡是完全超出经验范围的事，都教人很难接受。大战期间，美国之音对德军说，美国善待俘虏，集中营里吃牛排，洗热水澡，还有俱乐部，可以看电影、打桥牌。美国之音报导的是实情，但是德军听了完全不信，因为德国对待俘虏很残酷，新资讯和旧经验很难融合。后来美国之音只好修改讲稿，把俘虏的待遇说得坏一些。
那些年，“解放区”一小片、一小片，形同许多孤岛，都是封闭的环境，“解放区”发生的事情外人不知道。中共长于对外宣传，他给外界的印象、或者说想像，他们杀富济贫，锄强扶弱，对一般老百姓有致命的吸引力，那些弱势族群纵然听到“解放区”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释，自己的家乡纵然“解放”了，也不会受到这般对待。等到局势演变，“解放区”一再扩大，局外人圈进局内，资讯变成事实，当初“不信”的人也逃难，京沪一带的人逃到广东，广东人对这些难民也是不相信、不同情。大局崩坏，广东人逃往香港，逃往台湾，像讽刺剧的剧情一样，台湾人也是不信，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北，还曾看见当地居民对外省难民指指点点，认为这些人一定都是坏人，才会被家乡人赶出来。直到七十年代，中共在举世注目下推出文化大革命，新闻排山倒海，台湾同胞才从中共自己编导的悲剧中认识历史。
我读过一个短篇小说，故事大概是，丈夫怀疑妻子不忠，杀死妻子，妻子在被杀的时候反复分辩：“哈利！我是纯洁的！”哈利是那丈夫的名字，她的叫喊当然无人听见，可是行凶现场有一只鹦鹉，后来鹦鹉辗转易主，所到之处它总是喊着“哈利！我是纯洁的！”当然无人理会。家乡人就像小说中的鹦鹉，逃到徐州，逃到南京上海，逃到广州，逃到台湾，一路上诉说“我是纯洁的”，没人注意他们到底说什么。
真奇怪，难民带来的这些讯息，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作用，左派亲共的报纸不登倒也罢了，国民党办的报纸，国民政府影响力所及的报纸，为什么也不登？马歇尔发表谈话，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宣传仇恨猜忌，那时我从未读到“仇恨猜忌”中共的新闻报导或文学作品。还记得有一次《中央日报》刊出一条“小”消息，说是有一些作家决定以中共的“行为”为题材，创作诗歌小说。这条消息“小”到只有“题文一”，也就是连题目带内文只占一栏，一栏的高度是十个小字，长度也总在十五行到二十行吧！这条消息能够登出来，那些作家显然费了些力气，至于他们的作品，直到大陆撤守，我没有读到任何后续报导。
新闻界元老王新命的回忆录打破了这个闷葫芦，他长期在《中央日报》服务。据他透露，那时国民党中央禁止报导评论中共的行为，营造气氛，为和谈留余地。中共怎会领这样的人情！新闻界另一耆宿雷啸岑（马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国共军事冲突期间，有一位将级军官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对立……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上海，“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进京请愿，他们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苏北难民冲上去，见人就打，把团长马叙伦打了，把女代表雷洁琼也打了，连新闻记者和看热闹的一个女子也挨了打。此时我们在上海等船北渡，我读各报的新闻报导，一点也没觉得意外。打人当然是大错，这是评论，若要客观分析，那些难民怨气冲天，情绪极易冲动，“和平请愿代表团”的言论倒向中共一边，措词又十分激烈，并不能增加难民的理性。我相信难民到下关车站阻挠请愿，出于自发，我也不怀疑特务人员混杂其中，煽风点火，国人口诛笔伐至今未息，国民党应该完全承受。但是，我还要说，“和平请愿代表团”的成员都是高等知识份子，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良心，国家的智慧，南京请愿一行，他们也的确没有好好的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过了几天，我们离开上海，前往沈阳，那时沈阳是一个没有难民的地方，新锣新戏，另有一番忙碌。我仍然天天看报，偶然看到苏北逃往南京的难民增加了，偶然看见上海也有苏北的难民，冬天到了，偶然看见苏北的难民冻死了几个。咳，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
（摘自《关山夺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