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动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一九四九年前，他出生入死为中共，冒死越狱逃出国民党的监狱。四九年后，他为了党，忍痛接受被划为“右派”劳改。文革被定叛徒，越狱逃跑，八年乞讨求生。文革后获平反，已浑身是病。
赵宏才（1923～2003），河南洛阳人（本名赵洛生），中共南京地下党学生党员。一九四五年考入中央大学社会系，一直担任中央大学地下党秘密组织“新青社”领导骨干。一九四七年六月，南京学运高潮中加入中共，次年任中央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一九四八年南京易手前两次被捕，险些丢命，冒死越狱逃脱。
真正的苦难是“解放后”
可这位革命者真正的苦难是“解放后”，五七年“划右”，二十一年非人生活，文革再陷囹圄，两次越狱，挣扎于死亡线，八年乞讨打工，直至毛去世才回家。此时，他鬓毛摧枯，浑身是病：萎缩性胃炎、肺气肿、关节炎，最后是心脏病，肺癌，心脏搭桥，但他完成了二十万字的回忆录《劫后余声》。
五七年为了党 忍痛接受划右
一九四八年底，南京地下党派赵宏才前往江北赤区，专跑与红区的交通，负责将地下党员及左翼人士送往“解放区”。多次遇险，被吊打、压杠、假枪毙，手下交通员被处决。一夜吊打，悬绳三断，冒死脱逃，冬泅冰河，回来后却遭一年审查，经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后任上海市长）批准，恢复党籍。可这段被捕经历，只是他一生苦难的开始。
一九五七年，赵宏才供职中苏友协，整风办公室负责人。机关二把手林朗命他写壁报文章，将毛泽东动员鸣放的话用他的名义写出，以动员大家积极鸣放。赵宏才写了三篇〈闲话〉，“提倡说心里话”⋯⋯便成为单位“右派”头目——都是你鼓动“右派”大鸣大放向党进攻！尽管三篇《闲话》全是毛的三次讲话，林朗的解释是：毛主席讲，是左派立场，你讲，是右派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划成右派后，只有一条路：真诚认罪。赵宏才以“真正党员”自居，为维护“党的威信”，忍痛糟蹋自己人格，承担反党罪责。划右结论，经层层拔高后才获上峰批准。
中苏友协一把手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印尼归侨廖经天，抗战爆发后赴延安，与林朗乃多年老战友。反右开始，上级指示林朗揪出廖经天，林朗实在下不了手，“舍车保帅”推出赵宏才。廖经天不明就里，党组会上为赵宏才辩护，说赵是十分忠诚的党员。最后，不仅廖划了右，林朗也划了右，罪名“包庇大右派”！反右正酣，林朗发现患癌，他忍痛接受批判、检举他人。不久，林朗去世。
第一、二把手先后倒下，三把手李某扶正，他做赵宏才的工作：“你不要不服，要一切从党的影响来考虑。”赵宏才晚年说，这位领导诱导他“心服”的话，他记了一辈子，每个字都像火红冒烟的烙铁哧啦啦烫着他的心。为了“党的影响”，再冤枉也得服。廖经天不服，一九六二年后多次从流放地贵州铜梁返京闹翻案，一再碰钉子。
和北京文化部右派一起劳改
赵妻年纪比丈夫小，党龄却比他长。为免株连妻儿，赵宏才提出离婚，赵妻不耐烦了：“你要是真有一点点罪，我早就甩了你。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撇下你不管。”性格倔强的她，平日三天两头跟男人吵架，此时特别温柔，不再跟他吵了。她在学校工作，因她不肯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行，有人侮辱她与“老虎”睡觉。他们被赶出机关宿舍，搬到东单菜场附近一间破旧小平房，大冷天睡在阴冷潮湿的地上。
严冬季节，赵宏才发配渤海滩唐山柏各庄农场，中宣部系统的下放右派有廖经天、萧乾、陈企霞、钟惦棐、蓝翎，《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高粮、新四军出身的记者季音，还有一位部长（抗战前泰共华侨）。这些人心甘情愿被骂“丧家之犬，没人要的野狗”。
一位农村工匠与赵宏才告别时说：“大兄弟，你是个大好人啊，遭了这么大的难。共产党实在太古怪。”赵立即堵住他：“不，大哥，是我罪有应得，不能怪共产党！”之所以这样说，乃是赵不希望对方认为自己对党有看法。直到晚年，他才意识到这是真正的愚昧。
文革打成叛徒 逃跑乞讨为生
一九五九年河北省委正式下文，为赵宏才摘帽，回原单位听候分配，他的反应是：“啊哈，终于有幸领到一张妓女合格证！可以有出卖自己人格的自由了。”他被分配至徽州专区农校，任副校长。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俞时模，右派摘帽后，也发配歙县师校任副校长。这位老干部，文革时押入黑牢，活活整死。
文革初期，徽州派系斗争，赵宏才四处逃躲，有家归不得。徽州农校成立革委会，他以为局面安定了，回到学校，不料两派头面人物“大联合”搞阶级斗争，专斗黑五类。他被关入楼梯下面的小黑房，仅一个便盆供泄溺，老鼠日夜猖獗，每晚审讯，踢打逼供。俞时模此时也关在农场黑牢，惨遭刑讯批斗。俞曾越狱，可惜失败，死于非命。死前，耳朵已被耗子咬烂。赵宏才不甘如此就死，再演昔日越狱故事，逃出囚禁，有家不敢回，流浪皖北巢湖一带乞讨，夜宿废弃的瓦窑场。
一位地主成分的农村小学教师，受不了批斗自杀。造反派念着毛语录将尸体抬上台，两个戴口罩的造反派将死尸竖立台前，一批人挥着小红书进行“尸斗”，台下一片寂声。赵宏才看得连忙转身离去。
乞讨中，他得了伤寒，差点死在“旅途”。后见报纸上说“不得私设公堂、私自关押”，他回到学校。这次不再打骂关押，但经地委批准，大会宣布他是叛徒，交原单位监督劳改，剥夺人身自由。他每月向地区革委会递交申诉，要求平反。
不久，上面来了两位专案人员，说是定他叛徒没错，但可以不作为叛徒，宽大处理，解除劳改。赵宏才断然回答：“我根本不是叛徒，我不要宽大处理，我要求你们改正！”于是继续当叛徒、继续劳改。
劫后余声：留下一部回忆录
多年劳改，这位革命青年逐渐衰老，头发花白，百病缠身，正不知所以，“忽传佳音，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终止。”新任地委书记正是一九四九年审查他越狱者，递呈一纸申诉，问题迎刃而解，解除劳改，恢复自由。同时，中宣部也来函，要他申请复审其右派问题，右派问题也获改正，“俱往矣”。
复得自由，赴宁见妻，夫妻相拥，泪流千行。回忆录至此戛然而止，二○○三年十二月七日，这位革命者因肺癌走完人生，留下一本用生命最后六年完成的《劫后余声》。
他说最后心里长出一个“肿癌”——惦着“指出马恩一些根本性哲学观点之错误，指出毛遵循马恩哲学摧残了我的一生，也摧残了无数无辜。”
密友穆广仁评价《劫后余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从流着鲜血的心发出的良知的呼喊，是一个革命知识份子屡遭劫难的生命的悲歌，是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体制的血泪控诉，是对甘作或被迫当“驯服工具”的弱者的心灵剖析。
赵宏才回忆录超越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控诉层面，剖析了政治迫害中的人性异化，努力挖找赤灾成因，能溯源至马恩，相当不易。
延安一代“两头真”的悲剧
受时代与文化的制约，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中许多“两头真”真正的悲剧，是最后还在坚持赤说，还以“真正马列信徒”自居，还认为“经是好经，只是和尚念歪了”，他们已不可能认识到一生悲剧的最大肇因正是这则共产赤说。正是那个似乎绝对神圣的革命目标，才将中国一步步拽离理性之轨，从争取民主自由到为毛独裁专权而狂热欢呼。
至于他们个人的命运，当然只能“共沉浮”。很简单，若无这面“走向天堂”的旗帜，一切左灾如何起步？如何发动？“伟光正”的党又怎么会集体认同公然违反一系列基本人文原则的反右与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