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世界的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看中国合成图）
天资聪颖 相士预言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顾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为生活计，只得到上海来作小吏。顾维钧从小聪颖过人，4岁时入私塾读书。12岁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学。
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的文字修养不及顾晴川，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他都看过，据说十分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
1905年，16岁的顾维钧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4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先后担任了《哥伦比亚月刊》经理和纽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立志报国 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
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了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 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眼下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1904年，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投身外交 崭露头角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他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1916年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顾维钧在这里说：“袁世凯逝世，黎元洪匆匆接任，全国处于混乱中，北京必须弄到一笔钱以维持行政开支。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急于举借外债，以获得财政支援。”中美成立了第四笔贷款，即11月16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讬储蓄银行同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华盛顿签订的五百万美元借款，名义上作为发展交通和实业之用，实际上是维持北京政府行政开支的紧急需要。这家银行还得到了再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优先权。此协议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内忧外患 矛盾重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5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 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
妙语应答 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后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说：“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China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
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 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像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像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1922年2月4日，顾维钧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其中规定：日军撤出山东省，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尽管这个条约尚有不足，它仍然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至此得到了重要修正。中国收回了山东主权和胶济铁路利权。
1924年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1924年5月31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主要内容：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四、苏联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六、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主权。
外交角力 废旧条约
1926年11月，顾维钧发表终止中国与比利时条约宣言。1926年上半年。中国和比利时的条约到下半年就要到期了。1926年《中比通商条约》已满60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表明中国政府决定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比利时政府没有办法拒绝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他希望在新条约签订之前，旧条约继续有效，希望来拖延新条约的签订，继续享有旧条约。比利时政府显然并无谈判缔结一个新条约的诚意，中比修约陷入僵局。
这时候顾维钧是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他认为不能让比利时这样无限制的拖延下去。如果在旧条约废除之前，你还要享有新条约，那么可以，我们定一个期限。比如说三个月六个月，不签订的话，你原有的特权就全部作废。
但是比利时拒不接受中国的提议，宣布终止谈判，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面对中比修约的僵局，顾维钧认为中国不能屈服于比利时的无理立场，除终止中比旧约外，别无选择。北京政府就在1926年的10月份，在顾维钧的主持下，自主地宣布了终止中比条约的声明。
北京政府毫不退让的立场迫使比利时政府重新回到谈判桌，但是北洋政府时局动荡，中比谈判断断续续。直到1931年1月15日，比利时才正式将天津租界交还中国。
摆平《中比条约》是中国政府首次不怕西方缔约国强硬反对主动出击，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清末民初几十年，凡是中外谈判交涉的争执，总是中国吃亏收场。但是以巴黎和会开始，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外交官步步艰辛地转守为攻，极力争取民族利益。这批职业外交官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在军阀混战、派系纷争的特殊政局下，外交家在国内外威望崇高，超然于各政治派别，往往能被各路诸侯所接受。
1942年12月，顾维钧参与中英新约谈判，对条约签订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1月11日，中国和英国在重庆签订《中英新约》。新约宣布废除英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补充的方案，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1945年4－6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1945年12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坚守底线 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
此时共军对在中华民国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
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
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退而不休 永着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
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