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习仲勋在龙门景区前留影。（网络图片）
毛泽东、刘少奇一唱一和的发言，真正算得上相得益彰，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被他们踩在脚下、任意改编，可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或许没有想到，四年以后，他就成了“彭、高、习”的总后台，得到了比“彭、高、习”还要悲惨的下场。
2003年5月，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前秘书李原（曾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出版《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试图为发生在六十年代初的那场轰动全党上下的“小说《刘志丹》反常事件”中阎红彦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辩诬”。然而，这本打着“唯实”旗号的党史人物传记并没有起到作者原本想要起到的作用，相反则给一大批希望了解中共党史真相的读者进一步探求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平台。
1962年8、9月之间发生的著名的“小说《刘志丹》反常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由阎红彦继续纠缠于西北党史旧有的恩怨进而栽赃习仲勋引发的冤假错案。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利用康生、阎红彦等人为棋子全面打乱“七千人大会”以来的经济调整政策从而以强化所谓的“阶级斗争”为目的进一步削弱刘少奇系统乃至最后决定彻底推翻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形成的政治格局达到其个人大权独揽的境地之滥觞。
在这一起事件中，毛泽东以其娴熟的政治手腕、老到的政治经验将康生、阎红彦以及刘少奇等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翻云覆雨、举一反三。所以，查考这一段历史的全程对于发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政治思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该起事件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西北党史恩怨纠缠的最高发展阶段。
1、毛泽东寻找新的靶子
第一次庐山会议批判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大跃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这种带有政治指令性的狂热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简直就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地方省分的群众向干部反映“吃不饱”的情况越来越多，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层去做实地考察，江苏的一个农民对姚依林说：“请你带话给毛主席，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否则实在吃不饱，干活没劲。”李先念随即就把这一真实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还坦率的告诉毛泽东：“目前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
更为严重的是大跃进造成的居民人口的锐减和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增加。连官修本的中共中央文献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也不得不羞答答的承认“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如此严峻的形势让中共执政当局大感不妙，这起“大饥荒”引发的政治危机其程度远要超出一般性的想像。毛泽东当然不能无视于此。1962年1月，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7118人，故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期间，素来以严肃、刻板著称的刘少奇还颇动感情的说道：“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
应该说这些话很令毛泽东反感也很令毛泽东警醒，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阴影由此爬上毛泽东的心头。刘少奇系统的头号大将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也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反对彭真的这一说法，彭真立刻反唇相讥：“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评，这不好。”甚至连儒雅、圆滑的周恩来也号召“向上级进攻”，周恩来说：“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乱斗争行吗？不行！”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会议已经并非简单的清算大跃进的错误，而是要清算他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来的种种错误，客观的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并非完全指向毛泽东，甚至在有些地方刘少奇还不断的给毛泽东遮羞。康生曾问过刘少奇：“有人准备为彭德怀说两句话，说庐山会议的结论是不是下早了。”可是，一旦听到有人准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对彭德怀的问题“说三道四”并可能由此影响到毛泽东的权威，刘少奇不但立刻予以制止，而且还专门在会上发表了一段不准给彭德怀“翻案”的讲话。刘少奇说：“所有人都能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诸多表现仍旧不满，然而，毕竟“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造成的危险局面已经不容置疑，如果这时候对于刘少奇等人提出的“调整”政策唱反调，势必会引起党内外的反感。所以，毛泽东暂时予以隐忍。暗地里他却对江青、康生说：“搞经济看来我们是不行了，还是搞阶级斗争比较内行一些。”也就是说，毛泽东必须重新祭起“阶级斗争”这面法宝才能重新让自己走到政治前台、重新树立其“绝对正确”的形象。而如何利用一两件突发事件作为号召全党、全国、全军上下高度重视“阶级斗争”则是毛泽东重点考虑的方向。
因此，当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耽于旧日的恩怨是非向康生举报小说《刘志丹》时，毛泽东终于将其抓在手中，开刀祭旗。
2、阎红彦告密与习仲勋遇难
杨尚昆在九十年代的一次党史座谈会上谈及“七千人大会”的部分内幕时曾经如此说道：“毛主席发动‘大跃进”，经济上打了败仗，1960年以后，国家遇到了罕见的灾难，不少人私下谈论说庐山会议批判彭总批错了，这种说法在‘七千人大会’上尤其明显，以致于少奇同志不得不出面讲话，维护主席的威望，毛主席自己也说，他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有人还主张给彭总平反，少奇同志背后也说，彭在庐山的观点现在看不能算是反党。不过，少奇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权威，还是主张不能给彭德怀同志平反。”
而实际上，当年“七千人大会”的某些情况远要比杨尚昆描述的复杂，康生在1967年2月的一次批示中写到：“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期间，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坚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分子竟然在会场贴出反动标语，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
正是有感于彭德怀被错批、被冤枉乃至有了一线平反生机的大背景，所以，刘景范也感觉西北系统的干部在过去的一些年头里给批的“太臭了”，有必要搞一个东西出来，《刘志丹》是小说，可以高于“生活”，属于艺术范畴。
可是，他们没有料到，毛泽东从延安整风时代就习惯于拿文化、艺术开刀。也就在1962年，江青拿着一堆有关文艺界的所谓的“黑材料”找到康生，请康生给看看，康生说：“现在搞这些东西时候不到，经济上的帐没有了，肚子填不饱，说起话来不硬气。”老谋深算的康生一语道破，算帐不是不算，而是时候未到。
这些情况，刘景范当然无从知晓，即便是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也是难于了解。所以，当刘景范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时，习仲勋也就点头许可了，一场政治风暴随着小说《刘志丹》的出版拉开了序幕。
就在写作小说《刘志丹》之初，李建彤也走访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习仲勋本人后来曾经如此回忆这件事：“1962年夏天，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314页）习仲勋提到的“某人”指的就是阎红彦。
那么，阎红彦到底是什么时间向康生进行的告密呢？原康生办公室（简称“康办”）秘书穆勤（应当事人要求，故而采取化名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现场回忆。他说：“康生在（1962年）8月23日让我把阎红彦的电话记录找出来送给他，附在次日给杨尚昆的那封信的后面作为说明。按照办公室的规定，信件的发出特别是发往中共中央办公厅由康生亲自署名的信件，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份电话记录的原件现在中央档案馆。我印象中记得很清楚，阎红彦是1962年8月中旬打电话给康生，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后来给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时候，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找过我了解当时的情况，专门做了笔录，我还签了字，这份笔录现在还在中组部。”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阎红彦为了继续纠缠西北历史上的恩怨，利用小说《刘志丹》开始向习仲勋发难。
如果仅仅是阎红彦的告密以及康生的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导致习仲勋最后的落马。而真正让习仲勋走向深渊的则是1962年下半年开始的毛泽东一手策划的极左政策的全面复辟以及就此徐徐开幕的更为酷烈的党内斗争。
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9月3日，阎红彦第二次去信给杨尚昆，提出两点意见，还是针对小说《刘志丹》引发的西北历史问题，他甚至天真的要求中央再一次召开座谈会，谈谈西北历史问题。他哪里知道，就在康生给杨尚昆去信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召见了康生。
1962年8月26日，毛泽东与康生谈话之后，有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继续升级。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会议上宣读了康生递过来的一张条子，上面写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而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当然受到审查，据刘景范的女儿刘索拉回忆：“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将刘景范叫列中组部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以党组织的名义逼迫刘景范承认《刘志丹》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而着，但被刘景范顶了回去。”刘景范的对抗换来了沉重的代价，他后来被戴上手铐、长期遭受非人待遇。马文瑞等人也被这“无妄之灾”所牵连，甚至连当初给李建彤带路的王悦贤、刘景华这样的寻常百姓也躲不过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小说《刘志丹》一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可是，就在习仲勋等人相继落马之后，毛泽东在同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谈话时却意外的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毛泽东说：“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这种“马后炮”在毛泽东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说这番话的时候，毛泽东早已经把炮打的目标锁定在了刘少奇、彭真等人身上，所以，这时候的习仲勋在毛泽东眼中自然也就是“好同志”了，不过，令人倍感纳闷的是，在毛口中成了“好同志”的习仲勋并没有因此逃脱劫难，相反更加恐怖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等待着这些人。
（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