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值是按照GDP指标，不是按照GNP指标来衡量的。（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18年4月30日讯】中国在芯片和半导体产业上的落后并不是新鲜事，新鲜的是，只有在每一次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有多落后。坦率而言，这和某种宣传基调有关系，我们总在宣传我们有多么多么厉害。比如，我们总在讲，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产值的衡量，我们是产值最大。
而且产值还是按照GDP指标，不是按照GNP指标来衡量的。也就是，我们在计算制造业产值的时候，是把在欧美日韩等在中国开设企业的产值都计算在中国制造业产值中，就量而言，已经有水分，如果再讲产业竞争力，差距就更大。比如，我们是全球第一汽车产销大国，但众所周知，我们的发动机技术之落后，让中国的汽车人无法不气短。这样的落后，可以说在很多产业领域都存在，就核心技术，基础技术，关键技术决定的产业竞争力而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还处在全球第三梯队，追赶韩国尚需时间。
当然，每一次知道我们有多落后之后，总是会掀起一次大讨论和反思，这一次也没有例外。讨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古代中国在科技方面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科技革命为什么出现于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再直白一点讲，中国为什么缺乏真正的创新？
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先生之前有一句话：“当这个国家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很多人把中国缺乏重大创新的根源归结于金融发展过度，还有人把创新不足归结于炒房。
大多数金融都做金融，炒房，当然对创新有影响，但如果把中国缺乏创新的根源归结到金融和炒房上，则是大谬。我今天在这个文章中就谈几个简单观点，未来写文章继续拓展和讨论。
第一，中国缺乏重大创新不是金融的错，反而，金融过去10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在某些领域创新实现突破的重大推力。对于金融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比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
遗憾的是，中国很多人对金融的重要性明显认识不够。国人总是认为，创新就是技术的事，但过去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金融等制度体系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无论在技术层面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英国能够最早爆发工业革命，是英国在金融领域率先有了一套支持创新的制度安排。比如最早限制王权的《大宪章》（1215年），最早的专利制度(1624年的《垄断法规》)都首先在英国，资本市场也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694年在英国成立，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国成立，这些才是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熊彼特在谈及他的创新理论时，特别强调两个群体的作用：一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二是愿意提供资金的资本家，但他很少强调技术的作用。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过度，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中国的金融非常落后，之所以让人感觉金融发展过度，是把很多根本不是金融的骗子的东西当成了金融而已。
第二、中国缺乏支撑创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谈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他认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这样的观点，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畅销书《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一书中也有精彩的阐述。伯恩斯坦将发明创新的前提归结为四个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来，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
精读全书，笔者深深地为其雄辩的逻辑说服。很显然，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而科学理性主义是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类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今天的国人更是认识深刻至灵魂和骨髓。在一个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的制度环境中，创新的风险是很大的，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在创新的制度保护上，即使美国人不督促我们，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最终的结果是，国内的企业不会真正的去做重大的创新活动。技术如同鸡蛋，石头孵不出小鸡，但鸡蛋要是没有适宜的环境，也会变成臭蛋。
第三，中国经济的评价标准严重影响创新的动力。中国经济起步于短缺经济，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评判中国经济成功的标准就是大和快，做大规模，企业做大，这是我们的最大目标。经济增长越快越好。在快和大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企业以追求规模和成长速度为终极目标，应该说，这个指导思想从结果看非常成功，中国的确在很多行业位居世界第一，主要以规模评判标准的《财富500强》中我们入围企业的数量也超过了100家。
然而，这也导致了在任何产业领域，中国企业总是能迅速知道产业链的最低端，迅速把规模做到全球第一，而不是在技术上做到最强。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众所周知，光伏、机器人这些产业在中国已经几乎沦为低端制造业。
另外，“快”是与创新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思想也好，重大技术也好，都是在一个“慢”的环境下，日积月累突破出来的。我们总是看到一个哲学家在静静的思考，而不是在跑步思考。中国人太着急了，太急功近利了。这种急功近利的毒药无处不在，基本赚快钱，人的成功似乎必须在三五年，否则时代在淘汰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说。创业要快，等等。中国的成功学里面，充满了投机取巧，充满了焦躁不安，哪里可能会有真正的创新？
第四，缺乏自由自在梦想的环境。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是思想，正如埃文斯评价福特的，“许多美国人以为是福特发明了汽车，其实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乃至他本人的家乡，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
福特说：我什么都没有发明，我只是把其他人的发明组合起来了而已。但福特其实做出了非常令人震惊的新的发明，这并不是说他创造了效率高于过去五倍的自动生产线。
他真正的天才创意在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理想。”中国在创新领域差距的根源之一在于思想的差距，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一句话：解释经济差距，我们不但要研究工厂和交通设施，还必须以一样的热忱去研究“思想的差距”，以及与创造思想相关的知识生态和思想市场。
最后要回答，缺乏真正的创新和炒房有没有关系？肯定有。中外都如此，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就认为，房地产投资过度一定会抑制创新，因为“房地产吸纳了本可以投资在生产力提升、创新、医药技术、软件或可替代能源领域的资金，而这些领域，能够在未来真正推动美国经济增长”。
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复经济活力，再次实现增长，美国人需要克服对房子的酷爱。”他的这话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像爱房地产一样去爱创新，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全面焦虑，急于成功，又缺乏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