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之下，谁不是“低端人口”？（图：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12月3日讯】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聚福缘公寓发生火灾，随即，北京市各区政府展开“清理非法公寓”的行动，雷厉风行之下，成千上万的人被勒令连夜搬走，寒风呼啸中，携家带口，其状令人动容。此事在中国网络上引起极大反响，许多人以“低端人口”自比，其情一如十年前的深圳“屁民”事件，显示出在中国盛世背后，仍是普遍的的低人权乃至低人格生存状态。
如何定义“低端人口”？
表面上看，“低端人口”是一个阶层概念，但仔细分析却未必如此：
首先，在中国，“低端人口”毫无例外指的是外地人，“低端人口”首先是一种身份，根据的是体制赋予的户籍身份，而不是市场形成的阶层（class），与之有着类似经济、社会地位的本地城市贫民或农村低收入人口，并不属于“低端人口”。
其次，“低端人口”还有职业上的区分，如在2016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中，“低端人口”指的是“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也有人爬梳、回顾“低端人口”这一词源发现，“低端”往往先用于形容产业，故“低端人口”主要指的是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程度低、收入低的群体，略等于通常意义上在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中的农民工。
相反，保姆、清洁、餐饮、快递等服务行业中的简单劳动力，却不包含在“低端人口”范畴之中。这是因为，服务业与“高端人口”的生活便利密切相关，离开了这些群体，整个城市都会运转不灵，也会影响到“高端人口”本身的生活。
而在北京，所谓的“高端人口”，首先和主要指的是中共政权中人，或者说体制内特权阶层，也因此，在此次清理行动中，一些中央官媒居然也跳出来为服务业中的“低端人口”呼吁，声称什么“城市不能只有白领”云云，其立论基础，不过围绕自身对这些服务业群体的需要而来。
最后，即使经济地位不算低下，但也可能被“低端”。如批发市场的摊主们，在经济收入上并不差，甚至超过一般中产，但是，由于批发业务的服务物件大多是民工等“低端人口”，并不为“高端人口”所需要，于是，摊主们也就成了“低端人口”。
此次清理非法公寓之前，北京市著名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数万个摊位，已经统统被清退逼迁。
可见，什么是“低端人口”，完全根据“高端人口”或特权阶层的需要而定，且建立在赤裸裸的身份歧视之上。
清理人口何以如此迫切？
北京市为何如此迫切地疏解所谓“非首都功能”，急于清理人口？从经济动机上完全解释不通，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从特权的角度，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北京本为王朝帝都、围绕单一中心而构建，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拒绝了梁思成将行政中心外迁的提议，斥之为“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新北京的此后发展，遂以政治中心所在地的中南海和天安门为原点，以同心圆的方式，一环一环地“摊大饼”而展开建设。
梁思成曾担忧：“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
2000年后，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北京人口持续上涨，仅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常驻人口就从1381.8万人，急剧增加为2016年的2172.8万人，相应的，北京机动车辆由几十万辆剧增至2017年的近600万辆，所有这些车流、人流、物流，都如梁思成当初担忧那样，朝向单一中心往返流动，所谓的“核心区”由此日益不堪重负。
2009年中秋节前一工作日，因为请客吃饭和馈赠礼品带来的行程爆炸，北京市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塞车，“中南海里的车也都开不出去”，随即，就有传言称胡锦涛做出了批示：“控制人口，改善交通”，北京市大规模控制人口的序幕，由此拉开。
然而，如同毛泽东当年思维一样，作为中心的中共政权机关，是不可能外迁的，相反，“要加强政治中心的空间安全保障”，“维护安全稳定，保障中央军政领导机关高效开展工作”，就只能减少朝向这一核心区域的人流、车流、物流，而如前所述，由于北京市是单一中心“摊大饼”而成，仅仅腾空“核心区”的周边如北京市二环以内，并不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而是必须将一环又一环的整个大饼都尽量清理，“核心区”才可以得到一定缓解。
这就是北京市整个梳理“非首都功能”的最基本逻辑，看一看媒体总结的北京市当前的清理区域图，就可以发现，整个北京市东南西北中，几乎没有一块区域不在清理范围之内。因此，那些在天寒地冻中被清理的人们所受的身心之苦，实际上是为了中南海里的特权人士们出行、办公和生活的方便。
极权下谁不是低端人口？
从上述逻辑出发，如今被清理的这么一点“低端人口”，远远不能满足中共政权和特权阶层在“核心区”的方便需求，可以预期，还有更多的“非首都功能”和“低端人口”等待着被疏解，在特权下，谁不是“低端人口”呢？
首先，凡不被需要的，都是“低端人口”，如此一来，在校大学生因为尚在就读，并不直接为“高端人口”提供服务，所以大学生也是阶段性的“低端人口”，大学也要被疏解出四环乃至六环外；此外，老人、病人也不能为“高端人口”提供服务，却还要占用资源，所以医院也要疏解到如此之远。
更为重要的是，“加强政治中心的空间安全保障”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依讬北京的文化、媒体、科研、教育、医疗等资源，北京市也发展出了属于自身的市场化优势行业，在这些行业中，麋集着巨量的自由职业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行销人员等新社会阶层，短短十几年间增加的近1000万人口，相当部分属于这一阶层。
新社会阶层具有天然的自由化倾向，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的地位，又使得北京成为了各种观念和行动可以表现的剧场，北京也因此有成为新社会运动策源地的潜力，事实上，这些年来，无论是维权运动、零八宪章运动还是新公民运动，无不在北京产生，并主要在北京呈现。
大量新社会阶层的存在，使公民社会或异议反对运动有了得以表现的可能，而对于中共当局来说，大量新社会阶层的存在，还增加了特定条件下，1989年天安门事件卷土重来的可能。
已经有论者指出，这次的清理行动有着提前清除“新流民阶级”，防范未来出现大规模社会事件的含义，这一逻辑无疑是成立的。
在中国，什么是“低端人口”，说到底是根据“高端人口”，或者说特权阶层的需要来定义的；而北京之所以要疏解“非首都功能”，主要是为了满足特权阶层的需要，许多人却因此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直到身心痛苦；而只要这一逻辑继续运行下去，尤其是在政治安全的考量下，许多目前得以置身事外，看上去尚处于中上阶层的人士，由于其政治倾向、社会潜能、和巨量人口规模，其中相当部分，也可能瞬间被“低端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