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蒋经国合影。（网络图片）
1930年12月初，共谍宋庆龄以所谓“国母”的身份出面，要蒋中正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以换取被苏共扣押为人质的蒋经国回国，被蒋拒绝。蒋中正认为“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蒋中正后来又提出，救爱子蒋经国回国的一个条件是“须认我妻美龄为母”。
宋庆龄出面救共谍 蒋介石拒绝
宋庆龄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成为苏联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员，从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服务，并从事情报间谍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特务首脑潘汉年评价宋庆龄说：“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共毛泽东的“开国大典”。蒋中正于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同在30年代，中共上海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取得联系。宋庆龄利用其特殊身份，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毛泽东的联系。
宋庆龄还经常安排中共地下党在美国人马海德医生的诊所开会，还曾让马海德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在苏区的中共，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
“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
《蒋经国传》（［美］陶涵着，林添贵译）的摘录内容中，蒋中正拒绝了宋庆龄转达的莫斯科以蒋经国交换苏联共产国际间谍牛兰的要求，开始思念起被当人质的爱子蒋经国。
1931年，蒋中正在日记里写道：“我年轻时，没有努力学好约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爱子女。今既思之，实在遗憾。”
“我非常想念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
“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母亲、照顾子女，真是惭愧……孙夫人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国，可是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令誉或虚掷生命。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1931年12月15日，蒋中正再次下野，辞去本兼各职，带着宋美龄离开南京，回到溪口。蒋中正躲在妙高台和雪窦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下：
“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俄国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蒋中正耿耿于怀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我情绪极乱……忠孝不能两全，可谓生不如死。”
1933年2月13日，蒋中正在日记里叹息家庭破裂，“儿子远在他乡”。宋美龄显然也又和他讨论到蒋经国。他在日记中写下：“任何人认我为父，就必须承认我妻美龄为母。”
直到1937年初，蒋中正依然不能确定是否能再见到亲生骨肉。他在日记中写下：“我深盼儿子能回来……但是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
面对苏共斯大林的压力，蒋中正没有屈服，不肯承诺停止在国内剿灭中共。
为苏联的切身利益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
1937年2月，7･7卢沟桥事变前，一直遭受严密监视的蒋经国被突然召见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谈话主题无疑就是斯大林迫切需要跟蒋中正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蒋中正被张学良扣押后，中共曾决议“审蒋”、“除蒋”，但斯大林知道只有蒋中正才能够领导全中国抗日。为了苏联的切身利益，解除日本关东军北上进攻苏联的巨大威胁，斯大林严令中共毛泽东不许杀蒋，胁迫蒋中正停止剿共，并要求中共毛泽东在蒋中正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日。
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在离开中国多年后，乘坐苏联货轮缓缓驶进上海黄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