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批斗场面（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10月27日讯】这一家人的故事我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因为在我看来，它有着太多的含义，因此写出他们，这是我基本的初衷。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阅读者，能听我极其枯燥的叙说这样一段往事，而且，说实话，这些略带久远的往事，如今梳理回忆起来，在我的记忆里确实有些支离破碎的味道。所以，会有一些场景的偏差，甚至人物年龄的错误，它确实距离我们今天太遥远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所讲述的这些往事中的基本情节没有虚构，这不是小说。这条小巷依旧在，我儿时的家依旧在，那些院落依旧在，唯一物是人非的就是，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空之后，它更多的在我的心中形成了一个具像。而这种具像会经常折磨着我的回忆，有的时候我甚至都能嗅到儿时的味道，感觉到儿时的色彩，所以，人的一生注定离不开回忆。
文革后期的时候，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多么自慰的语言，多么“宽厚”的心胸，可是，你我他，所有的亲历者果真能忘掉这一切么？
果真么？！
按照列宁的说法“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真的不相信很多人选择背叛。就在我的这个系列写到第五篇的时候，我接到了我的一个好友的E－mail，他问我“你写这些究竟要说什么，或者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没有回复他，那么就在这里算是给他一个答复：“没有任何目的，我就是要写出来。”或许这样的答复不能让一些人满意，但，仅此而已。我有些惊讶的是，我的这个系列的东西，发在我的博客上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了一些很激烈的留言，有人直言不讳他怀念那个年代，甚至认为文革的一切都是对的，甚至还期待着再来一次这样的“革命”。
楼上的另外一家，是一个时年大约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她独自带着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她的大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死于1987年。小女儿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困难。唯一两个健全的，大女儿是一个先天性高度近视，二儿子是家里唯一的身体没有任何缺陷的人。
我管她叫“婶”。听母亲说，婶原本不是一个苦命的人，她是大户人家的女儿。而她的先生一直在给当时的俄国专家当翻译。但是，她先生却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二年死于肺病。一个死了男人拉着四个孩子的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但是，婶却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事实上，我一直没搞清楚，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先生去世后，她很少管顾家里，常常是扔下四个孩子，一走几天。而四个孩子就靠着刘大叔和我们家照顾着。
在我的印象里，我至今依然清晰的保留着他们家的印象。推开那扇门，就是一个大大的炕，是用木板搭成的，四个孩子就拥挤着睡在那里。而一扇上了锁的拉门的小屋，据说是婶的房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样子。
事实上在我母亲和刘大婶的嘴巴里，我从来没听到过对这个女人太好的评价。主要是因为她很多次扔下家里的孩子，让我母亲和刘大婶感到愤怒。
三十五年后的一天，我和她的二儿子坐在一起，冬日窗外的雪花悄然洒落，我们面前的火锅在翻腾，举着杯子我们一度相对无言。他喊着我的乳名：“来，干”于是我们哥俩，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
婶于2003年故去，享年七十四岁。
有关这个女人的多数印象，都是后来逐渐清晰起来的。文革期间，因为出身问题，她几乎不敢白天出门，即便这样“红卫兵”也还是找上门来，但是，“红卫兵”们推开她的家门，除了失望就是惊讶，“这是地主大户女儿的家？”破败而凋零，全家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于是“红卫兵”们顿时失去了揭批的兴趣，无比失望的看着这个“破落地主女儿的家”。看着四个惊魂未定的孩子，在我的母亲和刘大婶的劝说下，他们悻悻而去。而且，从此再也未出现在这里。
我们的命运常常被莫名其妙的改变。文革的动荡，让这座小楼的两户人家，我们家和刘大叔一家相继离开，而婶的一家却没有动，一直到今日。她的二儿子，依然居住在那里。用他的话说，当年的日子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那里。你能想象到，一碗稠稠的玉米粥上面撒一点盐，或者是滴上几滴酱油就是他们最好的吃法么？而兄妹几个常常为这样的饭而大打出手。先天心脏病的大哥，嘴唇发紫的看着他的兄弟妹妹们抢夺，泪流无语。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最小的妹妹，她已经作了矫正手术，走路基本几乎与常人无异，非常漂亮。说起往事，她眼中擎泪，数度哽咽。不过，她很快就笑了：“哥，这一切都过去了，你看我都做妈妈了。”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开心。我心里有一种酸楚的感觉：小妹妹，我相信那一幕你不会忘，只不过你把它深埋了而已。
其实我最不能忘怀的是哪个心脏病而英年早逝的大哥。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在那个困顿的日子里，他坐在窗台上吹笛子，成为一个非常特异的风景。他的笛子吹得非常好，据说完全可以进专业文艺团体。但是，先天性心脏病和当时认定的不光彩出身，让他注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文革后期，鉴于家庭生活的实在困难，高中毕业的大哥，分到了街道工厂，当了一名糊纸盒的工人，这工作一直干到他去世。我一直觉得，如果大哥小的时候能有一些营养，或者能跟上药物治疗，不会那么早就离去。
大哥的笛声在我的感觉里，依旧在小巷的上空飘荡，非常激越，非常明快，你根本听不出来那是一个心脏病患者。大哥的画也画得惟妙惟肖，尤其是画人，三两笔下去就给你一种非常传神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苍天其实一直试图制造一种残酷和不公平，比如对大哥，给他了才华，却不给他生命。
婶在文革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经过医治得以康复。
她的一生命运多舛，十分清苦，但是，对于她，她的儿女们也用了“看不懂”这几个字。这是她的二儿子亲口和我说的。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老二成为这个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他也差一点成为危害邻舍的“祸害”。身材高大威猛的他，曾经一度成为这条小巷，令人色变的人物，用他的话说“打出来的。”他曾经因为过失伤人，而被劳动教养两年。但是，令人叹服的是，他两年教养期满后，走上了一条洗心革面的路，做过苦力，也开过出租车，当过倒爷，用他的话说，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如今，他经营着一个土石方的运输车队，生活的也算十分惬意。买了一套很宽敞的新房子，却依旧喜欢居住在老房子哪里，用他的话说“他习惯于小巷里的一切。”
婶的大女儿和我是同班同学，高度近视的她现在已经为人母。她是一个性格十分和善的人，说话从来不会高声。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她没有得到很好的眼睛矫治，现在依旧是高度近视，只不过已经戴上了一个很漂亮的眼镜。这让她看起来矜持和端庄。谈起往事，她总是说不完的感谢，感谢我们一家人，感谢刘大叔一家人。她告诉我，她现在信奉天主教，用她的话说，学会感恩，一个人的心灵会恬静而和美。这话很让我感动，我相信它发之肺腑，来自心底。
在多数时候，大多数的人，面对善恶的时候，会毫无疑问的选择善良，我相信这是一种本能的使然。但是，当一种引导，一种趋势让你选择恶的时候，我相信，更多人是一种盲动和盲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文字：“政治是永远为服从于需要而生，因此，政治的肮脏在于，它一方面冠冕堂皇的让你热血沸腾，一方面肮脏的让你呕吐。当你信仰纯真的为它卖命的时候，政客们正举着盛满鲜血的酒杯，弹冠相庆。”我承认，这是一段非常尖刻的文字，但是，我更承认，它十分生动形象。
这都是一些普通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但是，我们无论何如也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小巷的沧桑风云，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缩影。它忠实的记录了一段你无法挥散的岁月，也忠实的记录了一段无法重来的人生。
我们从饥饿的时代走来，从动荡的时代走来。但是我们比自己的父母看起来更幸运一些，因为我们没受到那种暗无天日的黑暗，没遭受旧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2002年我出差去武汉，去过武汉的一个叫“吉庆街”的地方。那里餐饮遍地，那里食客如云，那里吵闹的让你无法有食欲。那里赫然的被人们称作“快乐的旧社会”。不断地有各种“艺人”出现在你的桌边，自报奋勇的要给你演奏，当然不会是白演。所以，你听着那种几乎与噪音无二的“音乐”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快感的。一个吹笛子的“艺人”自报奋勇的要给我们演奏一曲，我们实在推托不掉，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们演奏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我突然看到他愕然的目光。我笑了，这有些难为他了。其实，这是文革期间非常有名的一支笛子曲目而已。
确切地说，我认为文革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甚至影响了数代人的命运。我一直不能苟同它是一场“文化革命”。如果我们把革命简单的定义到这样的层面上，人类有关“革命”的含义需要认真地修正了。我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它是一场灾难，一场人为的灾难。这场灾难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创伤，和肉体的创伤是显而易见的，是难以平复的。
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不可规避的，尤其是人为制造的。我们没必要去抱怨，但是如果我们连起码的反思和自省都没有，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可怕的。耶稣有一句名言：“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事实上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愚蠢和盲从，不知道自己成为一种势力或者是一种运动的帮凶或者是看客。而我更惊讶的发现，所有的参与者，或者亲历者都会对这种往事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或者是“我无过，过在他人”的心态，而在我看来，这也是可怕的。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有了足够的繁华，有了足够的物质，甚至有了足够的奢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文化速食者的心态去迎合这一切，我们永远跳不过自己的光影。所以，在更多的意义上，我们可能用一种漠然或者是淡忘，去对待身后的一切。
一九六八年，城市里武斗的枪声刺耳而恐怖。那一个早晨，我转业复员的大哥，带回家一支半自动步枪，我甚至能清晰地记得那橙黄色的枪托，那乌蓝的枪身。我父亲第一次雷霆之怒，他怒斥了大哥，让他必须把枪送回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看过大哥参与任何派别。他成了一个逍遥派。
一九七八年，我在单位的武装民兵射击比赛的时候，五发子弹打出了46环，曾经代表单位参加了所在市地的比武。我曾经在一个午后，用半自动步枪，打出了数百发子弹。但是，我依然对尖利而清脆的枪声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牧师朋友，我经常以为他说出来的话都带有一种教诲或者是箴言的味道，有一次他这样告诉我，所有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都无所谓善恶的，但是，随着时光的前进，他们必然要接触善恶，学会善恶。我相信这话和我们的《三字经》的开篇语“人之初，性本善”并无实质的差异。我一直认为，善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而是一种行为的界限，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界定这样的界限吧。
林丽走了，付军走了，楼上的大哥也走了，迟早我们都要走。但是，就像央视赈灾义演上那个从灾区来的，父母生死未卜的女孩，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好活。”
好活，多么简单而复杂的人生命题。
小巷口的夕阳，曾经是一道非常迷离的风景，如今，已经见不到了，因为它的周边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而且据说不久小巷这里也将被搬迁改造。所以，迟早有一天，小巷会消失，但是，垒在心中块垒的小巷，注定无法消失，那些人都鲜活的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直到永远。
（另：2016年，我乘车路过当年居住地，看到曾经家里的小楼以及那条小巷多数的建筑都被拆毁，那是一个真正的黄金地段，觊觎的开发商们不会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