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10月10日讯】(看中国记者钟灵、诚进采访报道)怜悯弱者、心存宽容、意志坚定；为公义奋斗、为弱者发声、向霸权挑战－40年多年来，何俊仁先生致力于捍卫香港人权，更为中国政府能够结束一党专制，为中国人民能享有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而努力奋斗。
弃读医科投身法律
“其实并没有一个让我决定走入政坛的具体事件，反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历史有关的书籍，当中尤其对《三国演义》印象最深，对那些侠义、忠肝义胆的人物充满敬佩，从小就有一种使命感、为弱者打抱不平。”何俊仁忆述，自己就读中五、中六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香港六七暴动。“那是完全非理性、暴戾的行为，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质疑中共的本质。”
文化大革命中毛思想武装了整个民族，对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回想起来都是“切肤之痛”，而整个香港社会风气极端化，不是很“红”就是很“反动”，很少有中立的媒体报导客观事实，而香港人们在当中亦不能自己。
此时年少的何俊仁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适逢1969年何先生就读中六的时候，在浸会大学讲课的历史学家许冠三先生创办了“私塾”性质的“自由大学”，而且讲的还是那时少讲的中国近代史。“当时是抱着想了解历史的心情去听课，许先生讲的不止是历史，还包括了一些研究，特别是对共产党语言、思想的研究。列宁、毛泽东思想讲的矛盾论，其实并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纯粹搞斗争的方法，后来的三反五反、阶级斗争，就是不断的斗下去。”
何先生在“自由大学”的数年间，不但扎实地了解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历史背景，更奠定了他毕生追求客观知识、与对社会及生命关怀的热忱。
1971年何先生决定放弃与兄长一样报考医科，转读哲学或社会学，却因出色表现意外获得香港大学法律系取录。当时香港大学学生会“一片红”，而校园里也不乏“完全是盲目地对共产党支持，觉得共产党代表胜利、有面子，不批判、不思考的一群没有思想的人”，使经过“自由大学”教育后深深明白批判思考重要性的何先生为之震惊。他成立了“自由派”，与校园“国粹派”及“社会派”抗衡，并展开政治辩论，最终何先生“以一敌众”，打破一直与新华社关系密切的“国粹派”垄断学生会的传统，在学生会选举中大胜，逐步开始了他一生为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奋斗的议政之路。
从反殖民到反极权
何先生一向反对殖民地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不公义、不公平的做法，香港不能一直接受“不平等条约”。然而70年代是一个独特的时代，“那时香港迎来工业化，殖民地政府推行了公屋、开放大学平民化、免费医疗等政策，提升了人们往上流社会流动的机会”。与当时大陆的情况大相迳庭。“那时候香港人生活开始改善，但是大陆还是很穷，我们经常拿东西回大陆给亲友，就算随意脱下一件外套给他，他们也会很开心，其实我们看了心里很难过”。“在中国，毛泽东只手遮天，凌驾一切法律。当想到中国法律如何朝令夕改、公器私用，我仍不禁庆幸自己生于香港。”
何先生感慨道，70年代的香港就像是在“历史的缝隙下”，当全世界都陷入混乱时，香港人仍可以在这里喘息。他认为香港应该致力保护在文革中被击溃的中华传统文化，让这些文化能够在这里等待着，以后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重生。
76年北京发生“四五运动”，何先生与大专同学相约到新华社外抗议。“其实那时候新华社就是相当于现在中联办一样的存在，是在香港搞统战的”，虽然此举受到香港大学学生会批评“反共、反华、反人民”，但不久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四五运动”平反……对何先生的批评也就不攻自破了。“当时中国社会呈现开放姿态，1978年三中全会中甚至提到要为文革平反，要改革开放，我那时候对中国充满希望，我觉得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极权时代要过去了。”
真正的爱国者
1982年闻言邓小平提出香港会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向回归，何先生是第一个走出来公开支持的香港人。“那些曾高调说‘爱国’的左派其实怕得要死，很多这些嘴上说‘爱国’的权贵其实都是看在统战获得的利益分上，他们比谁都清楚共产党，一听到回归就马上办移民去了。”何先生笑言，“我那时候相信香港能以其专业知识、科技、资源等等来推进国家向前发展，也是一个打开中国视野的机会，是改变中国的机会”。爱国心切的何先生更率领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团队，往大陆义务教书，“包括银行管理、医院管理、机场管理等领域，因为那时候大陆实在太缺乏效率，做事没有规矩可依，也是为了他们能够走向真正开放作准备。”
然而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看到赤手空拳的民众在无情的枪口前倒下，“那一刻一切都断了。”何先生痛心疾首道，“从那时开始，我和中共没有正式对话了，到现在亦然。”
“六四事件中确实学生在运动中的策略不足，是有不好的地方，但都不应该被屠杀。”何先生停顿良久，仿佛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血腥画面仍历历在目。“我不知道六四会否平反，但我知道的，就是不能让这段历史被遗忘，一定要追究责任。所以我决定立根香港，面向祖国，利用基本法和香港体制内的方法，守护这段历史、以及守住香港目前的环境。但是你看香港是否真的得到民主？不是的，香港其实方方面面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一天北京不结束一党专政，一天香港、以及中国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民主。”何先生道，这也是他于1989年成立支联会的理念：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并坚持每年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以铭记这段历史。
八九民运发生后，民主派在危机感下促成了香港民主同盟诞生，当时何先生担任副主席。1995年港同盟在立法局选举中大胜，取得过半的31席，后来演变成今天的民主党。回归后有新生政党加入立法会选举，虽然随着时间过去，曾经占多数的民主派在政治环境变化下，慢慢被建制派居上。面对压力，何先生认为民主派政党“虽然战术上分歧，但战略上要有所配合；虽然属于不同组织，但在运动目标上要一致；虽然有竞争，但是是同一股推动实现民主制度和维护社会核心价值的力量”。
何先生亦从2003年开始关注内地维权运动，2006年成立维权律师关注组，“当我看到这批内地律师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走出来，我就觉得，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何先生慨叹，“中国离真正的法治还很遥远，这些维权律师敢于向一个不讲法治的社会挑战，真是……你应该知道高智晟律师，他受尽酷刑折磨仍然不屈不饶，实在令人敬佩，因为他知道中国需要突破，他要用自己的牺牲来唤醒其他人”。
守住香港改变中国
“中国大陆一天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法治，香港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
何先生感言，“香港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包括中联办和一些权贵，由中联办带头虚报军情，在香港搞矛盾、搞斗争，而权贵、政府就像墙头草，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破坏香港法治、自治。北京‘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知道实际情况。比如青关会，在香港制造白色恐怖，统战势力在立法会、政府部门都有渗透。”
“目前情况是严峻的，民主派的律师也在竭尽所能维护各团体的利益，为他们发声。这是一场时间竞赛，看究竟香港先退化还是中国那个极权先倒下。”
过去几年香港社会矛盾直逼临界点，爆发多次大型群众示威运动，亦有激进思潮涌现，面对中共对香港反对派日益遽增的压力，何先生则有另一番独到见解。
“其实中共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了，它完全可以一下收回香港，但它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其实中共需要香港的存在，一来香港民间社会的坚定，它是知道的；二来香港的金融、法治制度十分重要，是人民币走向世界的通道，是人民币竞争力的催化剂，你看中共多少官员在香港投资、在香港安顿家人。而且，香港有很多他们的眼中钉、斗争的对象，他们不会轻易就完全收回香港。”
“其实中共现在是很没自信的，处处都在提防‘政变’，甚至要提防金融‘政变’，还发生‘公安救市’这种事，”何先生笑言，“这个政权正如它自己所讲，‘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
“但我认为，香港前景的确是幽暗的。”何先生严肃道，“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守住香港，然后在香港促进中国民众思维上的改变，包括理性思考、以及远大的目光。这些在香港人身上已经体现成熟了。”何先生顿了顿，“过去几年香港发生的民主运动群众性很强，比较激进，现在政府秋后算帐，很多人坐牢，付出很大代价，我也在处理这些诉讼，帮他们打官司。我想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反思，究竟群众运动是否适合香港。因为你选择用武力对抗，中共有的是武力；你用群众对抗，中共也用群众、用黑帮，这方面它比你更‘专业’。”
“我在想的是，大规模运动或许还未适合现在的香港，如果时机成熟的话，我也毫不犹豫会参与。但目前情况而言，香港人不能冲动，民主派一直遵循理性、和平、非暴力原则，因为我们知道，要用激进暴力与极权抗衡必定会失败。我们应该用道理，用文明方式使人心靠拢我们这边，利用体制内的方法尽自己能力唤醒其他人，这也是内地维权律师在做的事。”何先生的眼神十分坚定。
当问及近年来出现港独思潮，何先生坦言，“港独是触碰到了中共的底线，是不明智的。我不赞成，因为中国人也如香港人一样渴求着民主，而我相信是有心人有意去这样做。但我不认同政府打压这些言论，因为这些讨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应该容许的。”
“虽然香港可见的前景幽暗，但中共虽然表面繁华，其实也在高度恐惧下，它就是一个封建极权的共生体，它的所谓‘民望’都是脆弱的，我认为中共也不会长久了。但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可以做的，也只有为以后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国家做各种准备，记载真实历史，用香港人这么多年的经验给他们做参考，以及坚持到底、守住香港。”
后记
何先生清晰的思维、批判精神及坚毅的人格让记者得到极大启发。他立足于香港，心系中国同胞，忧国忧民的真正表现在何先生身上表露无违。正如他的著作《谦卑的奋斗》一样，何先生因为谦卑、所以怜悯弱者、心存宽容、意志坚忍，因为谦卑、所以为公义奋斗，为弱者发声，向霸权挑战。四十余年岁月中，香港制衡着中共的社会力量中都有何先生奋斗的身影，年轻的民主派议员眼神中都流露着同样的坚毅，正如何先生所说，在这场香港与中共的时间竞赛中，他们不会退缩，定会坚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