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9月17日讯】一直以来，当人们说起关于机器人／人工智能算法取代人类工作的时候，第一反应总是蓝领工作，诸如工厂流水线装配工、出租车司机、收银员等，不少人大概还暗自庆幸，我是专业人士，计算机奈我何！
最近上海爆出一则“首例智能取代人工劳动争议仲裁开庭”新闻，似乎在告诉我们：专业人士，别高兴得太早。
这则新闻里的主角王某，职位名称“数据分析师”，与之对簿公堂的是其前任东家，上海“某知名百货公司”。王某在该公司进行数据收集及分析工作十余年，公司上线一套ERP（企业资源规划管理软件）后，这套系统仅需10分钟即可完成过去8个小时人力的工作，该岗位不再具有设立人力职位的意义，王某因此丢了工作。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此处争议的焦点，又一次出现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常常被企业面临劳资纠纷时当作万金油的表述上。也就是说，“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说法在这里是否成立？
严格来说，撤销某个岗位是公司的主观决定，并不属于客观发生的情况。但是，撤销的原因却是由于实际发生了的重大外在因素，因此将此类情形认定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解除雇佣关系，又可以认为具有合法性。
审理此仲裁案的专家怎么说呢？
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说：“目前就人工智能最科学的定义尚未明确，仲裁机构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证据等、依法依规地处理案件。”
不出所料。
技术先行于法律法规一步甚至很多步，这本身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技术行业的创新，这些年来有一个时髦的新词，曰“颠覆”。在颠覆者与规范制定者之间，有一个最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前者的快和灵巧，后者的庞大、审慎和滞缓；前者抢先于后者，捅出漏子来牵动后者。
对此，旧金山湾区数据分析公司quid.com的创始人肖恩.格里在接受纪录片制作人佩洛西访问时，是这么总结的：我们玩儿的就是远远地超前，或者干脆改变游戏规则。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几年前Airbnb引发的旧金山听证会。
Airbnb，从“颠覆者”的角度来解释，他们仅仅是在生产”apps”，用于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帮助他们更好地共享和利用资源，这叫做共享型经济。另一方面，如此的app事实上却将传统房地产市场上的出租房源减少，其结果是导致中产或贫困阶层的租或买都更加困难。
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下，旧金山政府召开了听证会，以期针对Airbnb，以及类似共享型经济制定相应法规。那场听证会最终象一场邻里间的较量，一边是不通过“分享”就负担不起现有居所的，一边是担心这种“分享”将导致房价进一步上涨的。那一轮听证会的结果是Airbnb将要缴纳酒店税。
然而法规的制定依然远远滞后于技术的进步。几乎是一转眼间，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力资源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出现无法可依的僵局。
今年夏天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一场人工智能研讨会上，笔者与一位来自亚洲的来宾交谈中间，有一位不明身份的年轻人加入了我们。所谓加入，其实只是倾听，他一言不发。最后我与那位亚洲来宾都忍不住请教他身份，待他递上名片，才知是政府经济发展及增长部门负责“新型经济监管”的高级政策顾问。我心下疑惑，不知他所为何来，年轻人倒是直言不讳，keep an eye on you guys（盯着你们）。他的任务是要保护就业。我问他要怎么盯，要怎么保护，却并没有答案，不是他保密，是确实没有。
交谈中，得知被纳入需要盯着的“高危”职业清单已远远超过公众讨论中最常涉及的蓝领职业，医生、建筑师、金融分析、教师、市场、律师这些传统观念里，从学校到实践须经千锤百炼方能成为其中一员的专业人才都赫然在列。
政府部门将这些行业列入重点观察对象，并非危言耸听。
拿医疗行业来说，一些外科手术中已经开始启用机器人辅助，IBM沃森通过分析核磁共振成像诊断肺癌的成功率已高于人类医师，此外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UCSF Medical Center）在两家附属药店里已经实现由机器人自动按处方配药，强生公司的自动麻醉设备（无须人类麻醉师介入完成麻醉过程）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
建筑业的情形就更加容易理解，层出不穷的设计软件开始逐渐帮助个人设计住宅，建筑师的特殊技能，从空间规划甚至色彩搭配，都已经逐渐被自动化，这个目前看来主要集中在展示功能的趋势，正在迅速向真正的设计和生产转变。
机器人写稿对新闻从业人员的威胁也早已不是“新闻”；此外分析财经数据、进行税务申报、进行投资组合管理这一类金融分析的工作更是人工智能的强项；用算法结合开源资料提供个性化教育与传统教育行业之间的竞争也在浮出水面；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职位与求职者技能的高效精准匹配使得传统人力资源逐渐显得多余……
当人工智能所威胁的不再是低技能工种时，对社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更精准的医疗诊断，更优质的金融服务，更多样有效的受教育方式，不计其数。
然而问题在于，很显然AI所带走的就业机会，数量上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新的岗位。这个问题上，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所说的“在近几年处理劳动仲裁的案件中所感受到的新技术、新模式带来的新就业机会的增长”，无疑是缺乏数据支持的。
社会对程序员、统计学家、IT人才的需求固然会增加，然而这个增加的速度，怎能匹敌工厂对流水线工人、商场对收银员、甚至引发本文讨论的这一类“数据分析师”的削减？
如何弥补这一就业鸿沟，将成为考量这一轮人工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是否有益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每一个失业，意味着一个家庭很快陷入贫困。
有一种说法，工业革命时不也恐慌过吗？然而蒸汽机、电力、流水线的发明不仅没有摧毁世界，反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好了。
遗憾的是，历史的经验并不是总能成功地预示未来。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负责任地乐观，人类社会面临的结果大概只能是小说里才见过的反乌托邦世界：一个极小的团体掌握着所有的资本和所有的数据，而大众，丧失了一切经济价值，将一文不值。
在人工智能夺走人们的工作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复旦大学研究员、机器人智能实验室主任说：“长远来看，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会出现只有少数人工作养着大多数人的情况，而能够驾驭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专业型人才将是少数工作。”
这与硅谷Y Combinator孵化器的CEO山姆・沃特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所说颇有些类似。按沃特曼的说法，社会在进步，当然得有整体上的重新布局。Y Combinator所孵化的一个项目，就是调查普通人均收入，以及普通人吃饭花多少钱，住房花多少钱，基本娱乐花多少钱……“没错”，他说，“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可我们发钱给他们，这总行了吧？”
在他眼里，不用工作而有同等收入，对于从事没有技术含金量，或者在他眼里含金量不够高的工作的劳动者而言，那是求之不得的。普通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尊严，全然不在他眼里。
这，当然不是人类文明漫长的进化后，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如此的代价，所带来的“发展”，是不是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人类准则？
立法规范（如果不是阻止的话）人工智能从人类手上抢走工作，便成为今年最为热门的话题。
吉尔林德・维斯克辛（Gerlind Wisskirchen）是国际律师协会(IBA)全球就业研究会的副主席，今年上半年，他在一次人工智能发展会议上说，现行的法律框架对于新形势下的就业规范已经过时。
与蒸汽动力、电力的使用，甚至因特网的普及所耗费的时间相比，这一轮技术革命，几乎是转眼间，一切已经发生了，而且影响面之广更远非全社会所料。每一个层级，每一个工种都受到了威胁。
而此刻，过去用以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条文，已不再适用。
在德国，一名汽车行业的工人成本，平均不会超过每小时34欧元；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却大致为每小时5欧元，这比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还要便宜。更不用说，这些机器人不会生病，不用怀孕，不会罢工，还不要求休年假。
在维斯克辛律师的报告中，他将其命名为“工业革命4.0”，以此区别此前的三次：工业化、电气化和数字化，4.0将物理、软件以及服务，全部结合在了一起。
正如上海仲裁案，抑或我在研讨会上所遇到“新型经济规范管理顾问”这两件事一样，维斯克辛律师的报告也没有方案。他仅仅是强调了问题，最多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政府应该会、严格规定部分工作，诸如幼儿看护，将必须、只能由人类劳动力来承担；又比如，未来的国家或许可以引入某种类似于“人类雇工指标”的参数来征收智能机器使用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