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卖国主义的精神！（网络图片）
前一段时间大陆官方媒体的舆论取向，似乎要让“毛泽东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而“井冈山精神”又是“毛泽东主义”的重中之重。《华尔街日报》日前评论说，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退却，毛泽东主义卷土重来，大陆社会则不时发生群体性抗争，包括政府机关遭攻击、被引爆；评论说：在中国统治圈内，中共和群众有距离已经不再引起争议，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没有明显的共识。评论说，目前的领导层正在大力依赖两套老把戏：加强社会维稳及宣传。而这两套老把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毛泽东主义在中国正时兴，左派正努力把中共推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人士指出，面对中东、北非的民主革命，大陆当局加强社会控制，受欺压的民众面对官僚体制和特权，感到无奈无助；加上扼杀了政治体制改革，让不少群众怀念毛泽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和“群众运动”。
但当局是否想过，如过度崇毛，可能给中国特别是官方自己带来灾难性后果。
先分析所谓的“井冈山精神”。美国华人学者谢选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卖国主义的精神！“井冈山精神”用红色割据制造国难，配合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大举侵华、炮制苏联殖民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傀儡政权，为此后中国民族的多灾多难，奠定了顽固的基础。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趁机在江西瑞金县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更早诞生。这把插在中华民国后背的尖刀，使得中国政府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几千万中国人民遭到屠杀。1931年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国”，1945年苏联迫使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割让外蒙古，使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随后，毛泽东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其一场典型的蛮族入侵，十分类似的历史上西戎、鲜卑、沙陀、女真、蒙古、满州、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国有化改造”。毛泽东本人，就是苏联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国家分裂者”，比当今的台独、疆独、藏独过之尤甚。
大陆著名学者、新浪博主张云初《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一文指出：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纠偏，读史可以解惑。近日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一文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颇。吾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长期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包括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教育。譬如1950年代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国的“父亲和导师”（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似乎比天安门的红灯更明亮。到了1960年代，作为“参加工作”后的我，从前受的关于苏联的教育又转了一个180度的弯，什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什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什么“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才知道，原来苏联在长期欺负我们。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又撤专家又逼债，还在我们边境外屯兵百万；就是早在斯大林时代，甚至早在江西时期，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受到斯大林派来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辈的排挤打压、无情打击，而我们的毛委员坚持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之路，战胜了莫斯科派来的李德、博古，确立了领导地位，从此才把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道路，等等。张云初说：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才知道：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是斯大林为主宰的共产国际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传的中华苏维埃领袖。毛泽东这个“苏维埃领袖”确由斯大林、莫斯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装出来。张云初十分不解地是，这样的真相为什么长期被隐瞒。
人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形态。同时人们也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在现实中，当局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是迫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让步，而不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自觉。从俄罗斯的解密的前苏共档案之中，人们知道从1922年到19274年，苏共每年给毛泽东的活动经费平均是在20万块钱，5年不过是一百万块钱，却使中国失去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售价不到一块钱。
笔者也在《考察苏俄后，蒋介石为什么坚定反共？》一文中曾说，实际上，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只不过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都没有到过苏联，所有的幻想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抄来，而蒋介石则不同，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主义绝不适合中国。蒋介石当时就断定。“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蒋介石说，苏俄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所以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他认识到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的3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蒋介石说，他综括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我们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于是，1927年4月蒋介石决定“清共”。“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就亲自制定对华政策，要毛泽东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3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看，鼓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还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独秀头上。
1927年8月1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的直接指挥下，周恩来组织队伍举行“南昌起义”，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6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毛泽东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中央批准了毛泽东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18日，毛泽东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据说毛泽东迟到4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而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3天，逃兵就去了3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30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不可能绕到湘南。于是毛泽东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8月31日，毛泽东离开了苏联领事馆，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泽东率领3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14日，3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泽东就传令要他们退兵改道，3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15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泽东穿着他锺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泽东，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泽东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泽东以党的名义要他们，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数千部队只剩下了6百人。毛泽东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泽东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泽东。他请毛泽东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泽东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泽东先住下，粮油暂时由他管。毛泽东的队伍稍事休息后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泽东就这样把一只脚插进了井冈山。
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3天后，毛泽东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据当时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2月21日，在碧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3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
自从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泽东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泽东的首创。但毛泽东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甘拜下风，让毛泽东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泽东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泽东远非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于“秋收起义”的报告，指定毛泽东到上海开会。毛泽东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乾脆装聋子。1927年11月14日，毛泽东被开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中央函告湖南省委：毛泽东“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党代表”。碰巧的是，中央指示发出一星期后，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直到1928年3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进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但毛泽东对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毛泽东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里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泽东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叫‘吊羊’、‘绑票’。”
为此毛泽东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后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后窗，或在后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于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幢美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3层木头宝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于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店”，位于山下大镇碧市。而毛泽东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公尺花园的书院，为方圆3县的最高学府。楼上3面完全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里乘凉。毛泽东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征用。毛泽东在井冈山住了15个月，进山只有3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廓，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泽东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菸，一是收集书籍、报纸。
来井冈山不久，毛泽东有了新欢：他的第3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18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贺子珍原名“桂圆”，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里“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北伐军进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16岁就当上了县妇女部长。蒋介石“清共”后，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贺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后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毛泽东不会说当地方言。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1928年初，毛泽东跟贺子珍结婚了，而这时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带着3个儿子却在长沙为毛泽东坐牢。
1928年4月，毛泽东还在井冈山时，南昌起义的幸存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他来了。这支部队头年十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海岸，没有看到任何苏联军火，却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41岁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职业军人，曾在滇军中官至旅长。36岁那年他到德国留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去苏联受军训。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色青年中，他算是长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气又好，忠厚宽容，风度朴实无华，像士兵一样脚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块儿吃饭、行军、扛枪、背背包，打仗时总在前方，官兵们都爱戴他。毛泽东刚到井冈山时曾派人找过朱德，劝朱加入他的行列，被谢绝了。当时党命令他在湘南组织暴动。暴动败得一塌糊涂，大半是因为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残忍。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著走。当年耒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这个时期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还修了“红场”。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但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泽东不狂热，当部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莫斯科已决定停止乱烧乱杀的政策。莫斯科说：“恐怖宜有系统”，这正跟毛泽东的所为不谋而合。毛泽东的精明使他重新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尤其是这时候，由于苏联使馆的人在企图夺权的“广州起义”中被当场抓获，中国当局关闭了一系列苏联领事馆，苏联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国活动的机会。……
上述，是“井冈山精神”基本由来和概况。
和毛泽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1929年4月25日说，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蒋介石说，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
蒋介石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中国目前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
用蒋介石当时的言论对照毛泽东的“井冈山精神”，人们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然，历史上蒋介石的清党，也是充满杀戮和暴力的。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若现在的当政者面对遍地暴动，恐怕杀戮和暴力程度比蒋介石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某些当政者明知“井冈山精神”是暴力渊薮，却还是大张旗鼓地鼓噪之，难道嫌如今的中国大陆民怨还不够深重，要号召人民赶快行动起来将自己推翻掉？！或者是号召人民现在要象井冈山时期一样去打土豪劣绅、“吊羊”“绑票”？！
记得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感慨万千地说：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下山以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藉批判“海瑞罢官”向“走资派”夺权，隔年开始中国十年文革浩劫。所以，别忘了，“井冈山精神”与“文革精神”，又是血肉连体的精神。
当前大陆情势，对于“井冈山精神”，各阶层可说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用。也就是说，领导层有其“促三保”寄望，崇毛知识分子及一些民众则想做为对抗现实社会不公的武器。在这一现实环境下，如果仅将其视为“圣经”，对全社会影响之大，终究会出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