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7月24日讯】一、1993年
中国最早的金融调控始于1993年中。那个时候正逢华南沿海地区地产泡沫最疯狂的时候，海南全省，广东的珠海和惠州，广西的北海，所有人一起疯狂的炒地炒房。海南的房价从1991年的1500元/平米炒到了7500，这还是小事，最恐怖的主要是炒地，只要有一张土地批文，无论里面写的啥，是不是靠谱，就能从银行贷到几千万、上亿的钱。话说潘石屹就是在海南炒了一把土地批文，从银行忽悠到了几千万贷款然后拔腿走人，由此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对华南地区的地产泡沫，刚刚上任的朱副总理怒火中烧，启动了第一次金融调控，发布了著名的“约法三章”，即严禁银行进行违规资金拆借，已拆借出去的资金必须限期收回；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提高存贷款利率；银行必须与自己兴办的实体企业（主要是房地产企业）脱钩。这三招之下，银行资金投向房地产的通道被截断，华南沿海地区的房价泡沫被强行捅破，留下一地鸡毛。到今时今日，海口都能找到从那会儿一直留到现在的烂尾楼。
然而你们真的以为这全国第一次的金融调控取得了成功？呵呵，你们真是太幼稚了。地产泡沫被捅破之后的后果，是银行的坏账率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暴增，到1994年已经超过20%。这是分分钟整个银行系统都要破产的节奏。为了给银行系统输血，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的经济灾难，中国被迫启动印钞机，发起了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凭空印钱运动。后果在当年度就发作了出来：1993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涨幅14.7%，1994年24.1%，1995年依然有17.1%。这三年是中国历史上通货膨胀最酷烈的三年。盛行一时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也自此而来。
当然，在这里只是说明了现象，并没有解释这一切的由来：为何在1993年会出现房价泡沫这样的怪胎？银行资金为何要去追捧炒地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
二、1997年
1993年捅破房价泡沫之后引发恶性通胀，一直拖到1997年，银行坏账率长年维持在20%以上的高位，就靠央行印钱输血活着，整个金融系统已经濒临崩塌。到了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银行的日子日益艰难，眼看就活不下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召开了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其内容主要有两个，第一，成立四大资产处理公司，把总额高达1.4万亿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转给这四大资产公司，以求得一个银行账面上的好看。第二，央行再印2700亿给四大国有银行救急。
然而这两个措施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当时的银行之所以坏账高企，第一当然是由于地产泡沫破灭的拖累，第二，则是由于实体经济实在是孱弱。事实上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民营经济的规模都很弱小，中国依然是以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为绝对主体，街上的理发店，基本上都挂着“国营”两个字，理发师傅都是正牌的国企职工，傲气得很，说给你理个啥头型，你都得乖乖接受，根本没得自由发挥的余地。给个2000年的就业数据让你们震撼一下，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为8102万，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仅仅只有1268万，外资企业（加上了港澳台企业）从业人员甚至只有642万。
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的金融风险调控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将不良资产剥离给四大资产公司，问题就解决了？印点钱给银行输血，银行就恢复活力了？金融风险就平息了？这不是瞎扯淡吗？朱总理在最基本的经济层面启动了两大改革：
第一，就是国企领域的抓大放小，除了若干涉及国计民生的国企之外，其它小型国企全部卖掉，以甩掉包袱，并多少回笼一些资金还债。第二，则是全面重启商品房市场，并逐步停止国有单位的福利分房政策。银行既然无法在传统工商领域实现盈利，坏账率高企，那重启商品房市场，总能实现盈利了吧。这两个最基本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才算是让银行真正缓了一口气，能够在死亡边缘挣扎着熬到21世纪。说到这里必须郑重提醒大家注意：缓解金融危机的，从来都不是金融调控本身，而是真真正正的经济或政治领域的改革。
三、2002年
这一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自此以后，每五年召开一次金融工作会议，部署金融风险调控，成为了中国的常例。当然了这一年的会议同样没有啥意义。在当时的银行坏账率依然普遍超过15%的背景下，其主要内容有两个，第一，央行以外汇储备注资到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了5年的国有银行里，让它们继续吊住一口气。第二，则是启动了国有银行的海外上市（主要是在香港上市）之旅，希望能找到一些外国的资金，来帮中国的银行系统续命。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竟然被视为最成功的一次。那会中国刚刚加入世贸，除了有些房间还偷偷摸摸的上了锁之外，算是对外全面打开大门。在世界上，也刚好到了第四次全球产业大转移的关键时期，资金和基础制造产业正准备离开成本日益高昂的欧美，在全世界寻找落脚之地。而高素质劳动者众多，基础产业链又相对完备的中国恰好符合了这一历史潮流，资金与产业蜂拥而至。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之旅顺利得不像话，全球所有大型投行拼了命的抢股票份额，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惊讶得合不拢嘴。在实体经济层面上，外资和民营企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把效率低下得国企打得溃不成军，然后再理所应当的该收购收购，该兼并兼并，连水花都没溅起来。就这样，中国经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金融系统的风险问题，莫名其妙的就得到了解决。
再给个2006年的就业数据出来做个对比。同样是城镇就业人员，国有单位6430万，私营企业3954万，外资企业3808万。私企和外企的就业人员合计达到了7762万，已经超过了国有单位就业人数。而私企和外资的蓬勃发展，恰恰就是当时中国金融风险得到真正破解的关键原因。所谓的央行注资，所谓的海外上市，都是隔靴搔痒故弄玄虚罢了。
四、2007年
在当时经济形势一派大好的局面之下，召开了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任何新东西。重申一下各银行要继续按照此前5年的方式加强商业化运作，能从国外忽悠更多钱回来就继续去忽悠。仅此而已。
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美国的银行系统向穷人提供了太多借款让他们买房，结果穷人们无法还债，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金融海啸来了。中国的银行系统一下子就丧失了来自欧美的输血，资金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实体企业一下子就陷入银行逼着还贷的地步，资金链断裂，接连破产。国家领导人一日三惊，生怕1990年代的金融噩梦再现，于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释放了一个最可怕的魔鬼：中国启动了4万亿大投资计划，同时解除了针对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从2008年到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从无到有，暴增到超过20万亿的规模，并为中国今时今日的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
五、2012年
这一年金融工作会议开到了第四次，讲了一通没有任何意义的套话。唯一的作用在于：会议自我肯定了政府从2008年开始的以债务推动经济的金融思路，鼓励继续放大债务炸弹，并美其名曰“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
这种思路真是匪夷所思。于是，到2013年，钱荒爆发，中国经济差点就因此扑街。钱荒的本质是什么？是钱借出去后回不来，整个金融系统把手里的钱都借空了，全都押在了各种铁路公路码头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毫无现金流回报可言的项目之上，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大家突然都发现自己手里只有一堆债权和一堆无法产生回报的抵押资产，但是没有一毛钱的现金。这就陷入了流动性枯竭。于是钱荒发作，资金拆借利率暴涨到20%以上。
幸亏到了6月25日，央行绞尽脑汁，重新捡起了90年代央行向商业银行印钱输血的老套路，不过这次他们给这种老套路取了好几个洋名，比如MLF或者SLF，然后再翻译成谁都看不懂的中文名，比如“常备借贷便利”。不管怎么样，这种输血在短期内总是有效的，并且甚至堪称是立竿见影的。就在这一天，中国股市迎来了一次史诗般的V型反转，上午暴跌6%，下午又被义无反顾的拉了起来。经历了这一天考验的老股民，心脏变得坚韧无比，在2015年股灾期间面对连续一个月的千股跌停，也能做到淡定的弹弹烟灰，继续喝茶打牌聊天。
钱荒当然不是终点。此后中国经济就在日益庞大的债务炸弹的威胁之下举步维艰，央行输血的效果很快就减弱了。2014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剧烈萎缩，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随之陷入萎缩和暴跌。2013年土地出让金3.9万亿，2014年勉强维持在4万亿规模，2015年就暴跌到了3万亿。2015年，企业和政府的债务炸弹已经马上要爆，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市民，让老百姓作为债务炸弹的接盘侠。于是我们再次见证历史。2015年启动股市的政策牛市，这是让老百姓做接盘侠的第一次尝试，让银行给股民配资，加杠杆炒股，炒到5000点之后轰然崩塌，迎来一场史诗级的股灾。
到了2016年，地产去库存运动开启。银行给市民配资，加杠杆买房，再次试图依靠城镇居民借债，来缓解企业和政府债务炸弹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这种做法真是匪夷所思到了极致。地产市场比股市的规模要大得多，一旦泡沫爆灭，引发的恶果也严重得多。2016年地产去库存去了一年的后果，是城镇居民收支结余（全体市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消费性支出总额）的99%都拿去买房了，几乎买到了一毛钱零钱都不剩的地步。而与此同时，企业和政府的债务规模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的下降。好吧，到了今时今日，2017年年中，居民债务、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同时到了临爆点。这就是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
六、2017年
对这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现在的金融风险调控措施，暂时还给不出具体评价。单单从会议的措辞来看，依然在使用“既要又要”的逻辑，想消解金融风险，解除债务炸弹的威胁，又舍不得付出任何代价。
在这里再说一次：金融风险绝无可能依靠纯粹的金融调控就化解，它只能依赖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依赖于真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指望取几个洋名印钱，再喊几句既要又要的口号，就能化解金融风险？如果这都可以的话，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任何金融危机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