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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后的难民潮撼动香港(组图)

作者：刘火雄发表：2017-07-11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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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中共建政初期，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据《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

这只是中共建政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当“救生圈” 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

从陆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

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所谓“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

1962年“五月大逃亡”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共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人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

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大批知青选择偷渡香港，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

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泽东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

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偷渡香港失败而被抓捕的人。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

正当广东的负责人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

中共的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终于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中共建政后的难民潮撼动香港
逃港者为了生计，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军队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新年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

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

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还有当地官员。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

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共。高层反偷渡外逃决心很大，李先念在会上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并指示在当前，要“军队上去，把口堵住！”“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

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

“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加强反偷渡外逃工作后，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在6月17、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对开展反外逃斗争作了部署。

为此，香港当局也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

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在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当年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我们也很难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绝望。

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都是从逃港开始的。

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

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逃港者注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长的注解。

来源:《文史知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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