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6月14日讯】曾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的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因为自2006年开始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着手调查了在中国发生的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大卫・乔高早年学习法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加拿大皇家检察官。之后从政，担任了七届加拿大国会议员，总共二十七年。后来又担任加拿大亚太助理国务卿、交通部长、国际发展部长，是多届加拿大政府的内阁要员。
因为对人权毕生关注，自2006年以来，他主持了对在中国发生的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他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从2006年开始做这方面关于活摘器官的调查，同年发布报告，2009年发布更新版，2016年发布第三版。
近期，大卫・乔高在接受希望之声电台主持人方伟采访时，娓娓道出了他的人生故事，他接触这项活摘器官调查的始末，以及心路历程。
妈妈告诉我：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伟：作为一位律师和政治家，你有很多方向可以选择，你为什么选择了人权工作呢？
大卫・乔高：你这是个问题。一般人认为检察官是没心没肺的，心肠很硬，总是想把被告定罪。但是在加拿大，我们的检察官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要维护正义的。如果在审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人是没罪的话，我们马上会站起来跟法官说，我不要往前走了，不指控了。很多人认为，只有辩护律师才是维护人权的，但不一定是这样。世界上发生了太多这样的事情，当我看到一个人因为政治迫害而被定罪，我真的是心里摇头。
方伟：谁对你的成长影响最大呢？
大卫・乔高：妈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她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sucker，就是傻子；另一种人叫ducker，就是逃兵，碰到麻烦就逃的人。妈妈说，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情势变得非常艰难的时候，逃兵就会逃走，但是傻子会坚持在那里，不畏艰难向前走。所以妈妈告诉我，记住，你永远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伟：爸爸对你是什么样的影响？
大卫・乔高：我非常崇拜爸爸。我的爷爷和曾祖父都是法官，但是爸爸不是法官，是个商人。每次我很兴奋和爸爸说什么事的时候，爸爸就问：“你有没有夸大事实？”他说不要夸大事实。所以从十五岁起，我就学会了这一点。爸爸给我很多这样人生的准则，其中一个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别夸大事实，所以我对事实非常的小心。
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中国感兴趣？
方伟：作为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人权律师，你是什么时候对中国感兴趣的呢？
大卫・乔高：这很有意思，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是1969年到1970年我在巴黎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找到一本书，就是红宝书–毛泽东的书，那个封面就是毛泽东看着长江的图象。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肯定很好，他看来大概连虫子都不愿拍死。你现在会说我是个笨蛋，但是对我来说，是到后来我开始读到更多的东西，以及我和从中国来的人开始交谈和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红宝书”根本就是个政治宣传而已，所有东西都是说的好听，但他自己根本就不用的。
后来我再去中国的时候，我是加拿大的亚太助理国务卿，那个时候我没法评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因为我是个加拿大的官员，我谈中国的人权问题会冒犯中共。我现在感觉很不好，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说，在私下里我可以说呀？但是我没有说，只提了一点点。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知道法轮功的事情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而我在2002、2003年的时候是加拿大的驻亚太国务卿。现在回头看，我都觉得非常的内疚，为什么我当时不讲话！
方伟：你是怎么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上的？
大卫・乔高：当时我是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所以法轮功学员就是以公民的身份来拜访我，跟我讲法轮功的事儿。他们来的时候我就会认真的听，认真的记，然后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方伟：你为什么相信他们说的呢？
大卫・乔高：就是根据我对这些人的判断。他们是诚实的人，他们来我这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在中国被迫害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我是个检查官，我有这个观察力。我基本上能够知道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在骗人。我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说的是真话，但是那个时候我手里是没有证据的。
方伟：他们来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
大卫・乔高：他们讲的是家人遭受到迫害，家人被抓走了，渺无音讯了。
方伟：你什么时候开始涉入到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这方面的调查呢？
大卫・乔高：首先来找我的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联合组织。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是美国国会有人跟他们说，你们要拿出调查报告的话，你们要去找第三者、独立的人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来找到我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我们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为什么要做活摘器官这样的调查？
方伟：你为什么接受这个请求呢？
大卫・乔高：麦塔斯是个犹太人，他非常了解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当时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不呢？我们就开始调查中国器官摘取事情的原委。后来我们找到了32类不同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存在。
方伟：在你开始调查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所取向了，觉得这件事情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了？
大卫・乔高：没有，我们一开始调查的时候完全没有结论。也就是说证据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我们就会做什么样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是一个独特的法律上的论证，我们没有办法去中国做亲身的调查，所以我们是用旁证来做的。也就是说，随着我们调查的深入，如果这个大规模的器官摘取不存在的话，后果是如何；如果它存在的话，后果又是什么。结果呢，前者都没有，而后者相应的证据一个个的浮现。所以，最后我们非常不情愿的得出结论：大规模的器官摘取的事情，真的是存在的。
方伟：您在活摘器官方面做了十年的调查，过去的十年都在追这件事情。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您查出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大卫・乔高：有钱的中国人他们需要器官，还有就是外国人，象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也有需要器官的，他们就搞器官旅游。我们现在知道整个事情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说你在旧金山或在渥太华，你需要一个器官，那你就付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就有人把你安排到上海，住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在那里他们会给你验血。验完血之后，他们会进入一个电脑数据库，去查和你的器官相匹配的器官。
我们都知道这个匹配可不容易，有的时候是1比10、甚至是1比100才能找到一个相匹配的器官。找到了器官匹配的人之后，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他在250号营地，或者250号集中营，在那里会找到这么一个可怜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法轮功学员。我们和很多从集中营跑出来的人做过交谈。他们说他们在里头会被验血。那时候集中营关的其他犯人还会抱怨说，医生这么照顾法轮功学员（老给他们验血）。其实不是在照顾法轮功学员，不是在治疗，而是在做血型的匹配。
我们和辽宁沈阳苏家屯一家医院医生的太太安妮做过调查。安妮说，他的先生就是在苏家屯，在2001年到2003年两年期间，做了2000例眼角膜摘除手术，从2000个法轮功学员的眼睛上，把他们的眼角膜摘掉去做移植。当然有人会说，那你怎么知道她的先生说的是真话呢？你跟他先生谈过吗？她的先生其实后来跑出中国了，住在加拿大。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们见面。但是我们跟他太太安妮谈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详尽的调查，有时候一天要跟安妮呆上8个小时，反复的问她，并且把所有的证词都写下来。
去年我们刚刚出了更新版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本身就700页纸。有2000个讯息的来源。我们查遍了中国所有的医院，病床的数目，所有这方面的讯息我们都做了收集。所以我们的一个保守的结论是，每年有5万个器官移植，这是个保守数字，实际的数字可能在5万到20万之间。每年有这么多的器官移植，但是器官的来源不明。
调查器官摘取——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反华？
方伟：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调查，要花多少的精力，多少的人力，你们的经费是哪里来的呢？
大卫・乔高：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跟麦塔斯，没有人付我们一分钱。法轮功也没有付我们一分钱。我们不是一个拿了人家钱，给客户做事情的这样一个律师，我们没有客户，所以我们查什么、不查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去决定，该怎么查我们就怎么查。
最近在梵蒂冈召开了一次和器官贩卖相关的大会，我们想出席这个会议去做我们的报告，但是他们不让我们去。但是我们后来觉得骄傲的是什么呢？教皇本来也要去那个大会的，但是后来没有去。我们想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影响，教皇选择了不参加这个大会。
方伟：你们让教皇知道了器官摘取这个事吗？
大卫・乔高：我们有尽力去和他沟通，我们没有见到他，但是我们传递的资料他有可能看到了。你知道在一年前，关于器官摘取的事情，教皇就表示了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所以我们希望呢，他知道这件事情，并且采取了行动。
方伟：有的中国人会说，你查这个事情是对中国有不好的意图，是反华的行为，你怎么看？
大卫・乔高：我们绝对没有反华，我们不反华，相反，我们非常喜欢中国人，我们喜欢中国的历史，喜欢中国的文化，我们反对的是中共政权，他们对自己的人民太不好了。
方伟：您花了这么多精力投入对中国的人权关注，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的事，为了这个事您走了五十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年四方奔走，呼吁各方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关注。您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
大卫・乔高：我的人生目的有很多，对我的孩子有我的责任，对我的家人有我的责任，我也是加拿大的国会议员，我也有尽内阁部长的责任。同时，我也有责任讲真话，包括对强权讲真话，在帮助别人方面，我也有我的使命。我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于很多的国家，我试图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