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是文革中第一个敢跟江青面对面大吼大叫的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国庆日，毛泽东第四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大军及革命师生，工农兵代表。盛会之后，新华社有关负责都到陶铸这里请示：“今年国庆的新闻照片如何见报？”依照惯例，新华社每年国庆之后都要发一组新闻照片。过去中央有规定：其中必须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显有变，这次怎么办？”陶铸略作沉吟，拍板决定：“按过去的规定办！”
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见报是件大事。陶铸对准备见报的一组照片进行慎重审查，并马上发现了问题：“怎么没有小平的镜头？”陶铸问。
新华社的互相望望，犹豫道：“没有合适的。”“怎么回事？”陶铸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自从大搞“三面红旗”之后，毛泽东便多次抱怨“邓小平耳朵聋”，可是一开会就“躲”他很远。看来，这位倔强的总书记，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被“拉下马”后，仍然是这样。新华社的报告：“我们选过了，没有拍照上。”
这可真棘手了。陶铸深明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报纸的重要性。多数大轰大嗡大吵大闹的造反派对这场运动本来就具有很大盲目性，何况当时还存在一些政治投机者，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动，哪些人见报了哪些人没见报就成了他们十二分关注的事情，他们就是从这里嗅查“问题”，从而决定其行动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陶铸问。
新华社的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这么办。”于是，毛主席和刘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见报了。于是，新华社的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隐去，将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也见报了。这样做决不是要损害陈毅。因为陈毅还有其他照片可以上。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按照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著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这也是陶铸的决定：“按照规定办。”陶铸在“笔杆子”问题上所作这一番决定，毫不奇怪地得到了“反作用”。
国庆日后，他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里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沉郁，面色灰黯。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曾志的关注。
“出了什么事了？”曾志小声问。陶铸不吭声，只是一个劲踱步。“到底出什么事了嘛？”曾志忍不住提高一些声音。“没什么！”陶铸只扔下这么一句。
曾志开始留意观察周围的事物，很快便发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已被派到陶铸这里来协助工作，而陈伯达的老婆也被分配到陶铸所主管的工作部门中来。
毫无疑问，陶铸已经成为不可信任的人。他与中央文革已陷入很深的危机中。
终于，陶铸也有憋不住的一天。他在急促的踱步中，从齿缝间漏出四个字：“这个婆娘！”
只有四个字，却足以使曾志惊心动魂。只有曾志明白这四个字的份量和意义。因为在广州，陶铸便经常把江青称为“婆娘”，而且声音很大。只要江青不在场，他从不忌讳其他人听了会怎么样。
他已经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可不是当年去广州“养病”的婆娘了，她已经被标上了“旗手”。
文革中第一个跟江青面对面大吼大叫的人
陶铸走进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一眼就看见了他最不愿意看见的江青。不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陶铸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掩饰感情，缺少城府。大概他也有自知之明，忙转身关门，避开江青的目光，顺势右拐入座。可是，江青颐指气使的尖声已经追过来：“你们看报纸了吗？这些照片发得是很有讲究的，我找了半天也认不出哪个是我。”
江青发难了，她被排得“边远”了。陶铸坐下时，已然竭力克制了情绪。他平静地望住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或是参加活动也有个名义。”
“你们碰到鬼了！”江青叫起来，那声音带着穿透力直冲陶铸耳膜。他忍住没有回头，但可以想像到江青盛怒的面孔。他听到江青拍了沙发扶手：“我怎么能作这种事情！”
厅里有那么片刻如哑了一般静。陶铸的建议无疑是在提醒江青自重，也是对国庆照片的人员排列作出回答，表明这里存在着原则性。而江青的尖叫无疑表明陶铸简直是在污辱她。她自认为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凭这两条就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
碰头会进门就来势不妙，那结果便可想而知。刚宣布会议开始，江青便首先发难了。
“陶铸！”江青直呼其名，矜持得连二郎腿都不曾放下来，以此提醒陶铸明白明白她是处于什么地位，那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口气：“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是烈性子，听到直呼其名的声音尖厉，口气凶恶，说话蛮横无礼，差点跳起来。只因为及时接到一个信号才忍住了。那信号就是周恩来的目光。可是陶铸还是以眼还眼地望住了江青。他的眼睛闪烁一下，迅即又变得漆黑，腮上突起了肉棱，微微作抖的身体预示着一触即发。
那一刻，整个河北厅都凝固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江青很赏识两个人：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卢正义和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吴传启，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封他们两人为“革命左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这两个人都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心怀叵测的人。为此，他再三向江青说明事实情况，表示不能封他们为“革命左派”。可是江青哪里肯听？只顾坚持催逼。
后来，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作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仍然表示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且没有按江青意图封卢正义当什么“左派”。
至于吴传启，陶铸始终坚持一步不让。
在周恩来的目光暗示下，陶铸低头喝了两口茶水，算是主动缓和了气氛，然后掀起眼帘，换上较温和的目光重新望着江青，竭力用一种平和的语气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经看过？”“我看过了！”江青自我感觉赢了一个回合，口气更硬。陶铸皱起眉头问：“既然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陶铸的态度已经有所退让。与过去相处比较，他对江青这样讲话已是很礼貌很客气。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江青完全是用教训和命令的口气讲话。陶铸摇摇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为陶铸是国民党员问题 两人再度争执不下
“至于历史问题么，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嘴唇开咧成喇叭形，鼻子两侧出现挖苦的纹络：“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现在说个国民党似乎问题不太大，对外开放了。那时不得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你站哪一边？
陶铸猛地瞪起眼，红红的，像打开了火山口。他本来嗓门大，这时的吼声更加火山喷发一般隆隆震耳：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陶铸吼罢，山摇地动地啐了口痰。
“文化革命”期间，政治局会议，文革碰头会以及中央处理各省市自治区问题的接见会，都发生过不少争吵，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大吵大闹”。比如后来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比如处理青海、云南等省的问题。但是跟江青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大吼大叫，许多工作人员都说，陶铸是第一个。
江青最初被吼惜了，脸色煞白，两颊的肌肤都松松地垂下去，嘴唇开刚着微微颤抖。她当上“第一夫人”后，哪里遇到过敢如此“放肆”吼她的共产党干部？
听听现场工作人员的形容：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沙发里的江青奋力拍打一下沙发扶手，锐利地叫喊道：“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我就不去！”江青的手还没从沙发扶手上缩回，陶铸的大巴掌已经紧追其后拍在了茶几上，并且跳起身。他也从没遇过敢这样喝斥命令他的人。于是脑袋像穿甲弹，硬梆梆地挺出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他感觉有人拉他，但盛怒之下哪里肯退让？怒目圆睁地继续吼：“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陶铸被拉着坐下，那边的江青却痴痴地睁着眼，不知所措；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晌合不拢。
突然，她哭了。不少文章都写过江青哭，一写就是“大哭大叫”，其实简单化了。
她的哭很复杂。最初是从积满怨毒之气的胸腔里迸出一股短促的气流，像是憋不住而冲突出来，马上被哽住。然后，眼圈才开始循着规律充血变红，大量的泪水才滔滔不绝地涌出。可也没有马上吼叫，而是先掏手绢。
康生无动于衷地坐着，甚至眼睛也眯起来，目光从眼缝里闪出，轮替在江青和陶铸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张春桥也坐着不动，冷冷盯紧陶铸，目光阴森，一边用手轻触江青的手臂。陈伯达和姚文元早已跳将起来，本能地靠近江青，保驾一般。一边指着陶铸吼叫，一边对江青俯耳劝说。
只是到了这时，江青才开始口头出声，喊出声，并且像某些色厉内荏的孩童一样，越劝越起劲，越劝越声大，成为真正的大哭大叫：“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周恩来宣布散会。陶铸起身就走，身后还响着江青的哭叫。
唉，躲了今天躲不过明天。陶铸脸色阴沉地登上汽车。据警卫曾云回忆：
“从文革碰头会出来，他心情沉重，眼里潮湿，上车时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让她这么个搞法，以后怎么得了？那天陶铸是第一个出来，走得很快，一路无语，只到上车才自言自语地说了那么一句。”
来源:摘自《红墙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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