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济。（图片来源：pixabay）
导言
古代的中国人有一套管治国家、管治机构、管治人民的管治哲学，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西方的管理学、政治行政较侧重方法，而中国的较侧重精神。中国天人合一仍然是主导思想。在理念方面，皋陶和庄子提倡“天道观”，孟子提倡“仁义观”，欧阳修提倡“德治观”。在实践方面，皋陶提倡用人唯德、和衷共治、“五伦”“五常”、重德重礼和刑教并施；孟子提倡重仁重义轻利；欧阳修提倡用人唯德、坚守道义、忠信待人、珍惜名节和同心共济；庄子提倡顺天、德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应如此，以德来修好自己的心性，以德来打理好家庭，以德来管理好机构，以德来营运好生意，以德来管治好国家，以德来统治好世界，世界必能大同。能运用到生活中去，值得借镜！
另外，意大利哲学家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影响着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意大利麦索里尼等专权的统治者，遗害深远，值得反思！。
和衷
首先讲一讲“和衷共济”。
“和衷”出自于《尚书》《虞（粤音“余”）书》之《皋（粤音“高”）陶谟（粤音“毛”）》。《虞书之皋陶谟》有这一段记载：皋陶曰：“天叙有典，敕（粤音“戚”）我五典五敦（粤音“吨”）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粤音“人”）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内容记载皋陶和帝禹对于以德治国的一段对话，《皋陶谟》就是皋陶献给帝禹的“谋畧”，当时，皋陶是舜帝的一位大臣，掌管刑法和教化。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这样：上天规定了做人的典范，这五种人伦的典范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人要把这五种人伦的典范配合“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道理敦厚的执行起来啊！（“五典”又名“五常”，即“人之常行”，就是人人都经常要实践的规范。）上天规定了做人的礼制，这五种人生的礼制就是祭祀的“吉礼”、冠婚的“嘉礼”、迎宾的“宾礼”、行军的“军礼”和丧葬的“凶礼”，人要把这五种礼制恭恭敬敬的执行起来啊！君臣之间、家人之间、朋友之间都要互相恭敬、同心协力啊！上天会任命有德行的去管理国家、民族，“五服”就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各有与官阶相称的五种服饰，配以五种与官阶服饰相称的五种佩戴、装饰，各官员就要各安其份、各尽其职啊！天亦会讨伐有罪的人，“五刑”就是墨、劓（粤音“二”）、剕（粤音“翡”）、宫、大辟（粤音“辟”），大辟就是死刑，其它的刑罚都与伤害人体有关，非常残忍，当今文明的社会不会使用，就不再解释了。“五刑”会配合五种行刑的用具来惩治犯了罪的人，所以要警惕人不可以行差踏错啊！
皋陶生于上古时期的帝尧、帝舜、夏禹时期，约西元前2280年至约西元前2170年，享年106岁。皋陶是一位贤臣，协助帝尧、帝舜和大禹制定刑法和教化工作，任内公正严明，奖罚分明，刑教兼施，社会和谐，天下大治，因而名闻后世。
《尚书》是古代朝廷议政公文。有一次，帝舜、禹与朝中大臣相议政事，皋陶讲出了他对修身、齐家、安民、治国的重要谋略，史官将他们的对话记录了下来，写成本篇《尚书》《虞书之皋陶谟》。在《虞书之皋陶谟》中，皋陶提出了“顺天道”治理之法。一、优越的治理制度就是集体共治，要“协恭和衷”，上下一心，互相恭敬、同心协力去把国家治理好；二、要以人为本，确立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伦关系，配合“仁、义、礼、智、信”“五常”去做人；三、重人民的教化工作，重德、重礼、重伦常，自己以身作则，公正严明；四、“天命有德”，用人以德为先，以人的高尚情操为首要考虑条件；五、奖罚分明，刑教并施，人民、百官就会贡献国家，以求奖赏，人民、百官就会远离罪恶，不会行差踏错，以免受刑责；六、皋陶认为以上治理国家方案都是顺应天意，循乎自然的，他认为天就是这样定了人的伦常、礼教、体制。
共济
“共济”出自于《国语･鲁语下篇》：“诸侯伐秦，及泾（粤音“经”）莫济。晋叔向见叔孙穆子曰：“诸侯谓秦不恭而讨之，及泾而止，于秦何益？”穆子曰：“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曰：“夫苦匏（粤音“铇”）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鲁人以莒（粤音“举”）人先济，诸侯从之。”
根据记载，春秋时代，晋国为了报仇，号召诸侯出兵攻打秦国，途中经过泾水，军队不能渡河。晋大夫叔向就去请教鲁国的大夫叔孙豹：“诸侯认为秦国不守道义，所以要攻打她，但是到了泾水就不能够渡河，这样子又怎能攻陷秦国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叔孙豹回答说：“我不懂其它的事，只懂得吟诵《诗经･匏有苦叶》。”得到提示的叔向告退后，立即召来掌管船只和军务的官员，说：“苦匏不可食用，只能共济，就是拿来当作渡河的浮囊。叔孙豹一定是打算要渡河了，你们要尽快以苦匏来做船只，渡河的准备做好了之后，我们就跟着叔孙豹一齐渡河罢！”到了真正渡河的一天，鲁国的人以莒国的士兵先渡河，然后，其他诸侯的士兵跟着渡河。
这个故事讲出了懂得造船的造船，懂得水性的先渡河，大家各展所长，最终所有士兵都能顺利渡河。
和衷共济
“和衷共济”是由“和衷”和“共济”两个词语组合而成。后来这两个典故被合用成“和衷共济”一个成语，用来比喻大家一条心，彼此同心克服困难，共渡难关。
同心共济
宋朝欧阳修的《古文观止卷九朋党论》：“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这篇文章讲出了一个人应有的操守：要坚守道义，要以忠信待人接物，要珍惜名节。以这样来修身，大家才是同道，彼此的心性都有提高；以这样来治理国家，大家才能“同心而共济”，国家才能管治好，由此至终都要一样。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清晰讲明人要守道义、讲忠信、保气节，以这样来治理国家，大家才能同心一致将国家管治好。
我们身为中国人，大家有没有做到“和衷共济”、“同心共济”呢？把我们的家庭打理好？把我们的机构管理好？把我们的生意经营好？把我们的国家管治好呢？切勿中国人斗中国人呀！
仁义
古代的中国人有一套管治国家、管治机构、管治人民的管治哲学。“仁义”亦是其中之一。
《孟子》《梁惠王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粤音“手”）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白话语译就是：孟子去参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老先生，您千里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应该有利于我梁国吧？”孟子回答：“王上，何需一定要讲利益呢？亦都可以讲仁义的！”如果作为一个王帝只顾说：‘怎么样使我的国家得到利益呢？’作为一个当官的人只顾说：‘怎么样使我的家得到利益呢？’作为一个市民只顾说：‘怎么样使我本身得到利益呢？’如果上上下下的交往都是想从中取利，国家就危险了！”
《孟子》《梁惠王上》讲出了：人与人的交往、人与国的交往、国与国的交往不应都是想从中取利，亦都应该讲仁义的。各位读者：若果国与国、国与人、人与人的交往只有利而没有仁义，那么，国家和人民就会遭逢厄运、遭报应了！天灾人祸就在所难免的了！所谓“人不治天治”！
德
古代的中国人有一套管治国家、管治机构、管治人民的管治哲学。“德”又是另外一个范畴。
《庄子》《南华真经内篇》《天运第十四篇》云：“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这篇文章就是说：上天有六极五常等各种天象，这里“五常”是指“金、木、水、火、土”“五行”，“六极”是指形成万物的一些元素。作为一国之君，若能顺应天时，便能治理好国家，若逆天而行则会招来凶险。以德来治理国家大事，德政会惠及人民，就受到天下人民拥戴，这就是“上皇”，上好的皇帝。
历代先皇、先贤、先哲会仰观天象、读易理、推术数，都希望道法自然，然后以德把国家治理好，以德教化天下，上行下效，人民安居乐业，材德兼备，自然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要彻底解决人与人、人与国、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由上而下应要重德，人道德低下社会就乱，大家和谐共处是官民的共同愿望，不是单靠完备的法制、强大的兵权、警力所能做到，只有威德大、民望高的当权者以德治天下才能达到。若当权者能修德养性，兼善天下，又以德治国，体恤民情，人民必在德政下蒙福，施政才受人民爱戴，社会无积累怨气，政府施政必然都能顺利推行，除了民生、经济尽量做好外，还要为国人缔造一个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民主的空间，民心之所向，国家必然太平盛世。上行下效，人民也必重德修心，世人有目共睹国家的太平昌盛，眼见以德治国功效，必会争相效法，造福世人，才是贤德者之所为，才能在历史上流芳百世，不枉此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如是，以德来修好自己的心性，以德来打理好家庭，以德来管理好机构，以德来营运好生意，以德来管治好国家，以德来统治好世界，世界必能大同。
反思
《紫钗记》
当朝廷高官贪赃枉法的时候，人民就渴望有神明保佑，有正义的人物来打救。在唐涤生名曲《紫钗记》中，卢太尉假公济私，要男主角李益与他的女儿结合，女主角霍小玉在贫病交迫之下求神帮助，遇上朝廷命官黄衫客出手相助，最终积善德得善缘，有情人终成眷属，卢太尉就造业遭报。做官就要做受人民爱戴的父母官啦！
《The River of No Return》
当国家治理得不好，人民的生活就会苦，为了生计，人民被迫要远离家园，漂洋过海，在外地过着无根的生活。《The River of No Return》（《大江东去》）这个电影的背景是1849年后美国西北山区的淘金热（Gold Rush）时代。当时中国国力正走向衰弱，很多中国人都被“卖猪仔”式到当地掘金，中国人聚居多了，就形成了后来的“唐人街”（Chinatown）（又称“华埠”、“中国城”或日本人所称的“中华街”）。
《君王论》
尼可洛･马基维利（Niccolò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的哲学家，亦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君王论》提出了君主可以不择手段，甚至采取邪恶的手腕去巩固自己的政权。《君王论》被很多专权的统治者如德国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意大利麦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等独裁者视为金科玉律，遗害深远。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欠缺人性、无止境的贪婪、权力欲的结果，暴露了人性最丑恶、最凶险的一面。
1804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原先打算将《第三首交响曲-英雄》（Symphony No.3-Eroica）这首乐曲献给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以为他是一位会推行民主、反帝制的一位开明的统治者，后来发现他还是一位独裁者，决定改为献给一位赞助人Prince Joseph Franz Maximilian Lobkowitz，但是，曲名仍维持《英雄》（Eroica）。《君王论》亦是拿破仑奉为金科玉律的一本书。历史告诉我们独裁统治通常都难得民心，被人民所唾弃！
贝隆夫人
阿根廷前第一夫人伊娃･贝隆（Eva Peron）（1919~1952）是前阿根廷总统贝隆（1895~1974）的第二任太太，她从一个乡村小姑娘一跃而成为受万人敬仰的、在当时可说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士，她在阿根廷大大提升了女性的地位，改善了人民的福利、卫生、医疗和贫穷等，对阿根廷人民来说，她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生命智慧话语
本文的生命智慧话语就是：“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出自《孙子･九地篇》。《孙子･九地篇》是这样记载的：“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个典故发生于春秋时代，吴国与越国交恶，当吴国的人与越国的人共同坐在同一艘船渡江的时候遇到风浪，大家彼此相救好像左右手一样合作得非常好。这个典故也反映了传统的中国人都明白到大家要患难与共，同心协力，团结互助去克服困难。我们身为现代的中国人，大家都要“和衷共济”、“同心共济”、“同舟共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