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诞生起不断被批判被禁唱的《何日君再来》（网络图片）
台湾歌后邓丽君主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风靡全球华人，可谁又知道歌曲的作者刘雪庵竟是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
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
——刘雪庵要以音乐为武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为反革命政治服务，为反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
——刘雪庵攻击过去的音乐理论工作都是教条主义，要求对过去为人民所唾弃的，影响恶劣的《何日君再来》、《红豆词》等歌曲重新评价……
——毒草《何日君再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珍宝……
——刘雪庵为黄色音乐鸣不平，想翻过去的案，他要恢复的是《何日君再来》的传统……
1958年3月31日，刘雪庵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
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那么，《何日君再来》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刘雪庵还在上海音专学习时，被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聘为特约作曲。这家影业公司成立于1930年代初，在以夏衍为首的共产党电影小组操控下，曾经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个重要阵地。田汉、史东山等都在这里工作，拍摄过《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等一批进步电影。1936年，公司在中国华工实业社的资助下，拍摄了一部歌舞片《三星伴月》。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外国资本企业林立、洋货充斥市场情况下，艰难创业的影片。
影片开拍时，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该片写一首探戈舞曲，刘雪庵就将手头的一首探戈舞曲交给了他。这是一首未曾命名的舞曲，是刘雪庵在音专毕业茶话会上的即兴之作。那天，低班同学要求毕业班的大哥哥们每人写一首作品在会上演出，刘雪庵当即写了这首探戈舞曲，由俄籍同学过拉当场演奏，很受欢迎。
台湾歌后邓丽君主唱的著名歌曲《何日君再来》，风靡全球华人。（网络图片）
方沛霖拿到这首舞曲后，没跟刘雪庵商量，就让编剧黄家谟填写了歌词，成为后来的著名歌曲《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歌词共有四段，后面是重叠句，前面分别是：
“晓露湿中庭，沉香飘户外；寒鸦玉树凄，明月照高台。”
“玉漏频相催，良辰去不回，一刻千金价，痛饮莫徘徊。”
“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
舞曲变成了歌曲，刘雪庵事先不知道，后来看到歌词，对其中某些词句如“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等，觉得有些粗俗。他的这个看法当时向朋友潘孑农说过，但是碍于情面，没有向方沛霖导演提出，只是要求在署名时用“宴如”的笔名。导演为什么将探戈舞曲改为歌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是在什么场景下出现的？还是来看看影片的故事——
实业家姜立源在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资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奋起开办生产日用品的兴华厂；他在美国留深究的儿子姜宗良是学化工的，本打算学成后留在美国工作，但被父亲电令回国，担任了兴华厂的经理。影片在讲述姜宗良兴办工厂的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
姜宗良为了工厂的发展，决定开办电台广告业务，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业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前来应聘，顺利通过考核，进入了兴华工厂。她委婉动听的歌声，深深吸引了姜宗良，他们相爱了。但后来由于误会，又中断了恋爱关系。秀文痛苦地提出辞职，表示要离开工厂。姜宗良后悔莫及……
就在这个时候，在该厂任职的姜宗良的一位同学，试制新产品获得成功。工厂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艺会，演出歌舞剧《三星伴月》和《工艺救国》。秀文也被邀请在会上演唱，她满怀深情地唱了一曲《何日君再来》。深情哀婉的旋律，伤感动人的歌词，充分表现了女主人公遭受爱情挫折的痛苦与忧伤。
影片中歌星的扮演者，是当时蜚声影坛歌坛的周璇，《何日君再来》是由她自己演唱的。她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使《何日君再来》不胫而走。特别是制成唱片发行后，更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1939年蔡楚生执导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就用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当年在影片中扮演舞女的演员藜莉莉回忆说：“在这部影片中，我扮演一个流亡上海的北方舞女。她很同情和支持同住一楼的一群爱国青年，并与他们的首领‘神秘青年’产生了感情。这个舞女探听到敌特活动的情报后，参加了爱国青年商定的一个行动计划：在一次舞会上，以她演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作为采取行动的暗号，掩护爱国青年们巧妙地将敌特一网打尽，然后越墙转移，参加抗日游击队去。当我唱到最后两句时，计划已顺利实现，爱国青年们正在撤离。我目望着‘神秘青年’远去的背影，唱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彼时彼地，一语双关。”
《何日君再来》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歌星渡边滨子用日语演唱《何日君再来》，灌制了唱片，大受欢迎。日本另一歌星山口淑子更是反复演唱《何日君再来》。她的父亲曾在中国东北工作，她是在抚顺长大的。童年被她父亲的朋友、沈阳银行总经理李际春收养，取名李香兰。她从小爱唱歌，后来成了歌星和演员。她尤其喜欢周璇的歌，对《何日君再来》更是偏爱有加，用中日两种语言演唱，灌制了汉语唱片在日本畅销。后来，她先后主演了鼓吹日本侵华政策的影片《白兰之歌》和伪满“映画协会”拍摄的影片《患难交响曲》，在这两部影片的爱情场景中，她都唱了《何日君再来》。
李香兰很喜欢“何日君再来”，除了用中文演唱外，还译成日文。日文版的“何日君再来”流传到日本军营，居然也受到热烈欢迎，人人争唱。可惜好景不长，没有多久中、日版的“何日君再来”都遭到日本检查机关的禁唱令。日文版禁唱的理由是那种缠绵的靡靡之音会使日本军纪松懈；至于日本政府在中国占领区里封杀中文版的“何日君再来”，主要是怀疑中国老百姓以这首歌期待国民军反攻，解救他们。到了抗战末期，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日本军队，知道自己要打败仗了，但又败得不甘心，于是想了一个坏点子，竟在“何日君再来”上面打主意。据资深作家段彩华表示，当时他还是一个11岁的小孩，亲眼看见日本人把“何日君再来”的“何”字，改成“贺”，“君”改成“军”。这样一窜改，“何日君再来”就变成了“贺日军再来”！
这件窜改歌词的事，严重影响民心，很快被我方的敌后情报人员发现，反映到当时的大后方首都重庆。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很生气，亲自下令全国禁唱这首歌。同时出版“何日君再来”的唱片公司也将没有卖出的唱片统统收回销毁，广播电台也不准播放这首歌。很快的这首歌由极盛而衰，从此便沉寂了。
然而，二十年后，在反右派运动中，《何日君再来》成了“黄色歌曲代言人”刘雪庵的代表作，以后又升级为“汉奸歌曲”，刘雪庵被斥之为“汉奸文人”。
有人说“在抗日斗争最艰难，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时候，《何日君再来》宣扬消极颓废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人说，“《何日君再来》消极不健康的情调，确实为敌人所利用起过很坏的作用。否则怎么解释日伪电台、国民党电台那么热衷于播放这首歌呢？”有人甚至说：“这首歌是为‘盼望皇军’而作的……《何日君再来》是出自汉奸文人的手笔。”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刘雪庵只有低头认罪的义务，没有据理申辩的权利。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留给同事们的印象是“工作极其认真细致”。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
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持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
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
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泽东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
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告结束。刘雪庵以为终于等来了出头之日，但仍没有人敢发表他的作品。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1982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会上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
由于抗战时蒋委员长的禁令未解，“何日君再来”在台湾也一直被列为禁歌，但由于时日久远，一般人都不知道禁唱的理由，当然也少有人演唱。民国55年，香港邵氏公司在不知道台湾有禁令，拍了一部与“何日君再来”同名的电影，影片中重新诠释此曲，没有遭禁；甚至林黛的遗作《蓝与黑》将此曲纳入，也未闻有关人员处理。民国68年，歌曲的禁令逐渐松绑，邓丽君此时又将“何日君再来”重新整编，这首歌才得以重见光明；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这首歌又“反攻”回去，在大陆各地广为流行。未料不久，“何日君再来”又遭到大陆官方禁唱，理由是此处的“君”乃暗指国民政府，意在挑动大陆人民期待国民党来解救他们！
一首看似简单的流行歌曲，竟然被冤枉牵连，扯出这么多风波，也可见政治挂帅的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