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3月30日讯】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杨光：刚刚过去的这一星期，出了几个轰动世界的小人物，一个是江西赣州的老人明经国，他因为反强拆，用锄头，另外一种说法是用一个镰铲杀死了带队的副乡长被抓，引起了民间的热议。另外一个是15岁的自闭少年雷文锋，离家40多天，结果死于政府的救助系统，那么我们今天就主要先讨论一下雷文锋案件。
横河先生，这整个事件最早是《新京报》报导出来的，因为这条消息没有在大陆封杀，所以很多媒体跟进，具体内容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那么在《新京报》的报导中，它紧接着的评论，它总结了说在这个悲剧中，居然没有个人或者部门需要为此负责，都是在系统内照章办事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符合规范的谋杀，今天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看一下这些环节，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应该为此负责。
横河：我想还是应该有人负责的，首先就是直接造成雷文锋死亡的韶光新丰县的练溪托养中心。这里其实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非法拘禁，这是一个直接设置在原来看守所的托养中心，他连改造都没有改，就是继承了看守所的一切，包括就是没有冲洗，直接睡在水泥通铺上的，也和原来的看守所一样的拥挤、肮脏，最重要的是还和看守所一样，就是被名义上托管的这些人还是没有人身自由。这个应该就是非法拘禁了。
第二个它变成了官员亲属敛财的工具，这个托养中心的真正的掌权的人，开始的时候是民政局领导的侄子，它是按照托养的人头来算拨款的，这个中心，这就变成了当地民政官员个人敛财的工具。
再一个就是关于死亡率，根据当地殡仪馆的纪录，说今年的前49天由练溪托养中心就送了20个死者过来，广州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救助站提供的数据说，这个站从2011年开始，向练溪托养中心送去200多个人托养，到这次接回的时候，6年内死亡近百人，也就是说将近50%的死亡率。
这就是名符其实的死亡中心了，它远远超过中共规定的监狱、劳教所的死亡率指标，不管说这个监狱、劳教所的死亡率指标有真正是多少真的，是不是真的执行了，不管怎么说，名义上它还是有一个死亡率指标的，那这个50%就远远超过了，而中国的监狱、劳教所除了生活条件恶劣以外，还有公开的酷刑和超强的劳动，那比托养中心按说起来的话，死亡率应该更高的，所以托养中心实际上是一个杀人中心，最起码它有动机，有手段，有结果。
结果是极高的死亡率，手段就是现在曝光的饿死、病死，当然也许还有更残忍的，动机就是谋财害命，至少是谋财害命。
杨光：那就刚才您讲的这些情况，比如说非法拘禁，还有死亡率，它其实就是按照中国的法律，这个托养中心显然它就是犯罪了，那事件曝光之后，当地政府他宣布说这个练溪托养中心其实并不具备托养条件，但问题是说，之前为什么它年年都可以审批通过，就是比如说从2011年到现在2017年，它年年都可以审批通过，而且这个托管中心的死亡率这么高，为什么到现在才曝光？过去为什么没有人关注？
横河：这个其实有官员的责任，有贪腐的责任，也有法律上的问题。首先看一下当地政府和官员的责任，能够容许这样大规模长期的非法拘禁，再加上这么高的死亡率，不可能人家不知道，当地司法机关就有责任，他不仅是道义责任，他有法律责任，当地的司法机关至少最低限度是一个渎职罪，当然如果合伙的话就罪行更严重，而把这个托养中心交给民政部门领导去管的话，就是滥用权力，按照现在的反腐的要求的话，也是应该被抓起来的。
2016年民政部领导的侄子退出以后，接管的人当中是夫妻两个，其中一个叫李伟理，居然他还是新丰县司法局的政工科科长，也就是说他是现职官员，现职司法官员去兼职承包这个托养中心，那是公然的违纪、违法，而且现在还是在反腐的锋头上，他是2016年接的，所以现在我就理解为什么中纪委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即使在这么高的，这么强大的反腐的压力之下，还能够公然的去违法。
当然这里还不仅是县里的责任，东莞还有其它地方送去的也有责任，它不属于韶关，但是它也把人送到那个托养中心去，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机制，就是说这个机制现在其实还没有揭出来，为什么这个托养中心可以在广东的各个地方，把人都收到他那里去。
《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还发现，深圳市民政局的网站上还有一篇文章，讲这个市民政局的副局长带队考察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就提到深圳市民政局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托养工作非常重视，认为练溪托养中心设备完善，而且各方面都保证安全。为什么这种死亡集中营式的关押场所，会被当作典型去学习？因为当记者去的时候，其实看到里面的生活条件简直就是不是人生活的，怎么会别的城市的民政局就看到是不一样的东西呢？我就想起来以前马三家劳教所不是以酷刑出名，后来司法不就组织全国的劳教所去学习？学习什么呢？酷刑之下怎么样提高转化率。也就是说中共的整个这些系统里面的价值观，它跟人类的正常价值观是反的，就是人们认为是犯罪行为，是不正常的现象，在那个系统里面就认为是正常的，而且是需要其它部门去学习推广的，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
杨光：那我刚才顺着您的话题讲，您觉得中共它的价值观跟其它的国家是相反的，或者跟整个人类是相反的，这种托养中心在其它国家应该是算慈善的范围，那么在中国或者在中共这个环境下，它这个应该是属于慈善的，应该是提供关怀和帮助的这么一个机构，却变成了一个杀人机构，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横河：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跟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一样的。一个正常国家的正常的慈善事业，它基本上是由两大部门包掉的，一个是政府，因为政府就不用说了，它是有钱，它收了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用于社会福利的，它就得干这个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种就是由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多半是有宗教背景的，这个倒是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中国以前，共产党来之前，民间的慈善机构很多就是佛教寺庙做的。
慈善组织它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有宗教关怀，另外一个它有义工，他有热情，还有民间捐赠，他真的是热心这么做才去做的，就是他想做，而且他热心去做。因为在其它国家你想赚钱的，就不来这一行了，其它赚钱的地方多得很，用不着到这个地方来剥削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来做发财的工具。当然啦不是说不会出问题，其实也会出问题，但是它有政府监管，有媒体监督，因此一旦出了问题以后纠正得很快。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川普(特朗普)新任命的交通部长赵小兰，她就是当时在联合劝募（United Way）美国的一个慈善机构，最大的慈善机构，出了丑闻以后她去接管，然后重振，在三年之内把这个翻过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她的能力的，后来才被人家看中的。就这么两大机构，
但在今天的中国，这两个机构都不能管，一个是政府，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他也不想管，因为政府没有人文关怀，当局真正想管的就是它自己能不能统治，中共能不能统治下去。
宗教组织，真正的宗教，有宗教关怀的组织整天担心哪一天当局上门来抓人了，来关闭他们的教堂了，来拆他们的十字架了，还有种种的限制，所以宗教组织他不可能去管，他也不容许去管，政府绝对不会容许宗教组织去设立大规模的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也是，就根本不会让他们去办达到一定规模的慈善事业的，再说中国有多少真正的是非政府组织的，就真正你做了一点事情，想做事，而且真的能做事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都得进监狱去，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
一个是不容许这些组织存在，第二个是不容许任何组织个人和中共去争夺民心，因为中共自己做不好慈善事业，任何一个民间的慈善事业要去做的话，一定比中共做得好，那么中共就会认为这是对它统治威胁了，因为你跟它争夺民心了，肯定要取缔。
2015年的时候，民政部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一个《意见》，就是在法律层面上了，它容许这种流乞人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给别人办，这就是站外托养的法律依据，虽然不是法律，但是至少是一个部门规定的依据吧。
但是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意见》是2015年的，而这个托养中心是2010年就办了，也就是说他办的时候，开始赚钱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依据。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像这种政府不能直接自己办，要去承包给别人办，民政部门有的是钱，而且你站外托养的话，你也是把钱给他，那么这个钱你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办呢？谁都知道这种方法就是养腐败，事实也是，所以这个联合下发的这个《意见》，它本来就是用于“权力寻租”的，就是为民政官员腐败开的门。
最有钱的和最有权力做的不做，有爱心、有热心、有能力做的，你像宗教和非政府组织，肯定不让他们做。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只能交给那些人，什么人呢？就是跟政府官员有亲戚关系的，有权力关系的，一心想用这种方式发财的，也就是说最不合适做慈善事业的人，去经营这种托养中心，如果说结果不是今天这样子的，那才奇怪呢！
杨光：其实哪个国家都有流浪汉或者无家可归的人，也有这种因为智力或者精神问题走失的，那么在西方国家，您刚才讲了，他一般是国家或者是宗教团体出面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们具体是怎么样来收容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
横河：各个城市其实都有这个收养站，但是这种收养站、收容站它基本上是属于服务性质的，就是说给无家可归的人你晚上去，白天在外面要饭也好，你到哪里去也好，他基本上不管你，然后晚上没地方睡觉了，他给你提供一个晚上到那个地方去洗个澡、睡个觉，就给你提供这种地方，是来去自由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他们的自由。
杨光：就是他不是真正的管你，他只是给你一个服务。
横河：对，他就是你晚上没地方睡觉了，如果突然天冷了，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去，但是如果天太冷的话，人家会出动人到街上去劝他们住到那个地方，你还是有自由的，明天早上你就走，你半夜要走也可以，人家只是担心你被冻死，是这种情况。
你像练溪托养中心那种地方，它根本就是个黑监狱，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想像的，奇怪的是在中国，不管是经营这种托养中心的人，还有它的主管部门，还有司法部门，还有当地的党政官员，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这个就要归咎于中共的这个真实的无法治的状态，因为非法关押的场所在中国太普遍了，所以这种托养中心，这种本来应该属于慈善事业的，也去非法关押人，就没有人觉得奇怪，甚至没人敢去管。
你像中国的非法关押场所太普遍了，有专门关访民的黑监狱；有专门关法轮功学员的，美其名曰法治教育学校的洗脑班；原来是有收容所；现在收容所被取消以后，有托养中心，它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中共的司法系统的正常工作，就是专门破坏法治的。
杨光：好，那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大的制度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具体在看一下雷文锋这个案件的其它的环节，雷文锋他离开深圳，第一个被确认的停留地点应该是东莞，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的个人信息没有能够传出去，因为那个时候他讲了自己的名字和他妈妈的名字，按理说是应该可以帮助他联系到他父母的，不需要去救助站，那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横河：这里有几个环节，第一个就是发现他的警察其实当时已经问出雷文锋的名字了，但是他说全国同名的人太多，无法查询。更荒唐的是从这个派出所出去以后，移交给东莞救助中心的时候，居然把他的名字，已经问出名字来了，把他又改回来叫无名氏；在全国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栏目下面，写的是查无此人。查无此人还好说，因为你没查到嘛，但是你把已经知道的名字改回无名氏这就不可思议了。因为有一个名字和没有一个名字是天差地别的，在找寻的过程中。
后来到了东莞救助站的时候，不仅当时就问出了他的名字，还问出了他母亲的名字。这时候进入全国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的话，查到他的机会就要大很多。因为同名同姓人太多你查不到的话，但是同时母亲也同名同姓机会就非常少了。显然警方后来没有去查。
那为什么不去查呢？这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警方把他交出去以后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了，第二个是和这个警方的奖惩无关，就不论奖励还惩罚都没有关系。相信如果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或者是一个上访者，警察一定不会那么不在乎。为什么呢？因为跟他们的奖励或者惩罚就有挂勾了。这个没有挂勾。这是为什么名字没有能查出来。第二个是东莞救助站按照规定在几种通知方式当中选了一个用当地的电视台播广告，播了几秒钟的广告，雷文锋的父亲是在深圳他当然看不到东莞的电视，即使这个电视是在深圳播的话，这几秒钟被看到的机会也是零。所以这个等于是敷衍了事，就是说我只要是按规定做了就行了。
还有人问到，为什么不在全国寻亲网上去登记？东莞救助站的人回答是人手不足。其实情况远远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就先说一个全国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就说查不到他的这个系统，是个大而全的系统，就是全国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一个人的人名确实不好查，尤其是考虑到有同名同姓的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一个最大的系统，也就是说新失踪的人口不会在这个系统当中单独出现。也就说这个系统里面很可能没有新失踪人口的信息。如果他们有失踪人口信息的资料库的话，就不用在全国人口当中查而是在失踪人口当中查，它的范围一下就小了很多，也就是同名同姓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就说全国同名同姓的会很多，但是在全国失踪人口当中也许一个都没有。就他一个。查到机会就大多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是说全国人口的这个信息管理系统太庞大，所以中共当局其实建了很多针对特定人群的专门的数据库。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容易查到。我看了一下他们有很多数据库，有违法犯罪人员数据库、在逃人员数据库、出入境人员数据库、机动车辆数据库、警察数据库、毒品犯罪数据库、被盗枪支数据库，甚至还有专门的法轮功数据库，就是没有流浪失踪人员数据库。
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哪些是当局最重视的。当局最重视的建数据库的都是保中共政权、打压异议人士、打压宗教信仰，是维稳导向的。而服务性的救助就非常少或者就根本没有了。因为如果是流浪人员的话，那么它是属于服务性的，所以中共的最强大的资源的配置和优先，重点是中共自己的政权和维稳，这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说全国寻亲网的话，它不是官方的。就看上去它是一个.com不是一个.org也不是.gov，所以更像是自愿者或者是商业运作，就是你要登记的话你要付钱。对于官办的救助站来说的话，它确实是可做可不做的。没有要求它做，而且我为什么非要到这里去登记不到别的地方去登记。
杨光：而且还要花钱。
横河：对，当然做了更好，不做的话你可以说他冷漠，但是他不是渎职，因为在他的职务当中没有这个要求。他不会去，官方要求他去到一个民间地方去登记一下，不可能。关键是为什么有一个民政部，有这么庞大的监控民众的系统，却偏偏把最无能为力的、最需要帮助的这一块给漏掉了。
再讲到监控系统的话，我们知道中国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广泛使用在公共场所针对公众的人脸识别系统。最早在奥运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了，现在连北京的公厕都用人脸识别系统去防止偷盗厕纸了。为什么就不能用在最容易出效果的失踪人员鉴别呢？这个你肯定一看就看到的。为什么它不能用？从这里看的话还真不仅仅是涉案人员的冷漠问题、甚至是渎职问题，而跟这个制度的设计有相当大的关系。
杨光：那说到雷文锋之死就让人想起了14年前被打死的那个大学生孙志刚。当年孙志刚的悲剧引发了民间的愤怒，在压力下中共迫不得已取消了收容制度变成了今天的救助制度。这个显然这个并没有改变孙志刚式的悲剧。那为什么类似这样的悲剧要一次一次重复上演？
横河：我想当时中共在压力下取消了收容制度，其实也是被迫的，并不是说它真的想改变这个制度，而是说平息民愤、平息当时的舆论。
另外当时取消收容制度相对来说比后来取消劳教制度来说要容易一些。原因当然主要是劳教制度它是专职迫害人权的，收容至少在名义上还有一个服务功能，就是收容嘛。当然它也迫害人权，它只是顺带的不是专职的。
取消收容制度比较容易是因为和公安部门的利益冲突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取消收容以后立刻就有替代方案，就是换个名称继续运作。其实这个救助制度就是换一个名称。它的思维和实际操作变化并不大，也没有人下定决心真正的动很大的资源和力量去看看能把它变成什么样更好的更人道的或者是更服务性的制度，而是说就变个名称就完了。
所以今天的托养中心你可以看到和打死孙志刚的收容所，无论在管理上、在思维上和结果上都没有特别大的差别。除了托养中心死亡率也许更高，其它好像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雷文锋的死不仅仅是漠视，如果他的死因真的像目前爆料和分析的那样，是感染伤寒或者是饥饿所致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属于制度和犯罪集团联手的谋财害命。
杨光：这件事情的确引起现在民众的广泛的关注。刚刚好大陆最近又有一个话剧叫《麻醉师》，它是在全国巡演的，讲的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师陈绍洋的故事。本来这西京医院它就是被怀疑说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军队医院。这个话剧里面刚好又有这么一个情节说这个陈绍洋被发现是肝癌晚期，居然在12个小时之内就找到了配型进行了肝移植手术。这个就等于是证明了中共它确实存在有那么一个大规模的活体供体库。
那这个雷文锋案又暴露出托管中心这个死亡率高的这么惊人，比如说就拿这个练溪托养中心来说，它在今年的前49天就有20人死亡，就平均大概两三天就有1个人死亡。那么这些事情加起来就很难免的让人浮想联翩。网络上有一种说法，就说这些部分托养中心的死者是器官被摘的。您认为这个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横河：从雷文锋本人的情况看，至少现在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死和他的器官有关。因为他父亲见到尸体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不表示说在这个或者其它的托养中心就不会发生活摘器官的事情。
因为托养中心的唯一功能就是最大限度的从被托养者身上榨取利润。就这个练溪托养中心而言，从2015年开始，年利润能够达到1、2百万，按照它跟民政局签的协议，民政局是按照每人660元拨款，扣除50块钱管理费，到经营人手中还有610块，每个人头。这样算的话就要达到关1千人在那里才有61万元，而被解散的时候它是7百多人，也就是说全部播款一个月是42万，一年是5百万，扣除经营者和被雇用的人的工资再扣掉日常的生活开支以外，靠克扣生活费是绝对达不到1、2百万利润的。所以一定有别的很大量的收入来源，很可能是来自卖器官。
大陆媒体曾经有过一些犯罪集团偷盗流浪者器官的报导。流浪者集中关押地难道就不会有这些犯罪集团去关心吗？不会花钱去买吗？很可能。他还不用到街上去随便抓人。会不会有器官倒卖甚至是医院直接去找他们？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另外这个托养中心的管理者，从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他们是作恶无底线的，就是绝对不会有良心的谴责。再一个被关押者没有自由、没有身份、没有人来找，死亡、失踪都不会留下痕迹。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看不出任何人可以防止或者阻止活摘器官的施行在这里发生。
另一方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在大陆已经广为人知了，而中共为了掩盖器官的真实来源，它也不时的曝光一些医院医生所谓的违法行为，用死囚器官的行为还是器官黑市等等，它也去指控所谓的敌对势力造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大陆也不能够完全把这个活摘器官的事情隐瞒下去了。它们这些报导越发做实了，就在中共统治下器官确实是有黑幕，所以就加强了民间的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网民提出来要求调查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
总的来说雷文锋事件曝光的是民政系统、救助系统的黑暗，但是它的根子却不仅仅在民政部门而是整个中共的司法维稳体系、国家资源配备等等更深层的问题。
杨光：好，那这次节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虽然我们今天谈的是雷文锋案子，这个雷文锋他显然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的遭遇可能很多人都不关心。
我前一段是看到过一个实验是讲一群猴子它们在关在一个笼子里，那实验的主题是看一下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会引起什么结果。一开始是实验人员就给一只猴子占有这个大部分社会资源，给它的货币最多，那当然这只猴子就可以在这猴子的小群体里面它可以为所欲为。
下面一个实验就是让这只猴子它占有全部的社会资源，结果就是所有其它分配不到任何社会资源的猴子就联合起来把它给打翻了。那如今在中国的这个社会我们是看的非常清楚，是中共它占有了中国的全部的资源，那结果怎么样呢？从那个实验我相信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原载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