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2月10日讯】倏忽之间，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多年，痛与时去，一代人即成历史过客。
我们执手相望，半生已矣，曾经多少鬓丝经历。我们亲历文革浩劫，见证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道德、伦理、常识曾经的种族灭绝，旷古不有。我们亲验变农民的流民历史为市民的流民历史，被冠以最动人的名义，实为掠夺整整一代人学业，空前绝后。我们亲入中国社会最底层神话般贫穷和蒙昧深处，融入真相，根植于精神血肉，每念及此，难禁唏嘘。我们以童贞般信念，践行主义，竟是投身这颗行星上最独特、最痛楚、最动荡、最苍凉的命运，每一希望伏满绝望，每一诚实意味毁灭，每一命运不能选择，每一爱情蕴有悲剧；直至个性集体消失、尊严集体沦丧、人格集体倾覆，罕有灵魂逃生，史无前例。我们的行迹，有别于宇宙间一切生息乃至一切童话、寓言、野史、铭文记载，大体是不会错的。日与月与，沧桑变历，我们会有直面血泪体验而又具精神深度和斑斓个性的记述文字吗？我们可以超越流行、通俗、统一的记忆——进而找回记忆的天性、天赋和天良吗？我们能否还原每一记忆的自由、骨血、质朴、灵性、不可替代性乃至高贵的精神人格吗？
我们是中国的伤口，早已不会流血，却太是深阔。
我们是中国的过程，至今讳莫如深，却太是历史。
太是历史的历史，多是由于人为制造，坚硬地强化着人类一种文明、一种精神的极端特征——最丰富、浑融、深邃、凝重、浩瀚而又最猥琐、暴戾、粗鄙、险恶、荒酷的黑暗，万劫不复，难穷其极，并且堂而皇之地圣化，构成人类历史不宜忽视的重要部分。我们不但是这段绝无仅有历史的见证，也是这一历史的后果。予以记述，以人类性的悲剧气度予以深刻还原，我们责无旁贷；但是，如同洪荒年代的茫茫荒穹，仅是偶有执着而灼亮的夜光掠过——《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中国知青文学史》（杨健）、《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血色黄昏》（老鬼）、《无人部落》（杨志军）、《中国知青梦》（邓贤）、《抒情年代》（潘婧）、《沉雪》（李晶李盈）、《羊油灯》（逍遥）、《落荒》（野莲）、《逃亡》（王泽恂）、《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邓鹏主编）……烁烁于疏峰之上，证明着我们民族、我们一代记忆尚存的尊严和底色，然而，相对于三千万知青最历史的命运，相对于无数大山、大漠、大泽、大野、大荒承载的丰富复杂而又苍凉万端的精神世界，依然太过稀少、单薄、苍白。
我们的作为便是我们余生的履历，尤是我们自己。
天地存肝胆，十四位内蒙兵团知青作者，便是没有辜负自己的经历，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青岛乃至美国、英国、瑞士出发，重返青春遗址，重踏灵魂伤口，重拾最生命的记忆，终以集体合力，着书《天苍苍野茫茫》（任国庆主编），置身字里行间，感觉章章页页来自血脉里的日夜流响，来自超越机构的民间记忆属性，来自高贵的善良和精神担当，或陈说委婉，或大述苍凉，或行文凄清，或微言深义，无不纵笔自由书之而情透纸背，其中，对知青生命真实处境的追问、怆怀与反思，字字殷红，可镌可镂：
69个鲜活的生命和一场烧在草原上的火比起来，孰轻孰重？如果珍惜生命，完全可以在不伤及生命的情况下扑灭大火。（雷霆）
一位烈士的老母亲边哭边说：“孩子啊，一个破草你救它干什么啊？那春草烧过之后，到夏天会长得更旺盛啊！”（刘亚平）
一个很离奇的“九连反党集团”被揪了出来，有司令，有政委，有参谋长，还有组织部长，后勤部长……单独关押，单独提审，先后有30余名战士受到迫害，最后导致两人精神分裂，一人自杀。（隐泉）
领导向慧逼供，要她承认自己故意拔掉池里的塞子，再用身体去堵而没有堵住，目的是想当英雄。慧拒绝承认，现役干部就轮番对她进行审讯……慧是迎着火车头直接冲上去的，死得惨不忍睹，头被碾得粉碎，铁轨上有大片的脑浆和血浆，胆大的男生在铁道上寻找她的遗物，小心地捡起身体的碎片……机修班的男生把慧抬了回去，用纱布和棉帽子为她做了一个脑袋，让她的身体看起来是完整的……那一年，她17岁……在大会上，慧被定性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五一六分子，说她是为了想当英雄,故意放掉纸浆,再用身体去堵，败露后畏罪自杀。（隐泉）
其时，如此情境，可谓缩万里于咫尺，合经年于一书，生命价值便是这样不如草芥，成为横亘在整个古大陆最具代表性特征。老鬼夫妇以情以义以泪，采访69位知青死难者家属时，我曾有过几天陪同，深知最彻骨的怆痛怎样残酷地折磨活着的亲人们，真正哀莫心死泪，一生不得干！本书记有老鬼此间文字：“你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你们”，读之，百感横集，百味莫辨。作者木一写道：不完全记载——
1970年6月26日，六十二团五连战士武绍茹、张淑芬在排洪中牺牲；
1971年4月15日，五十七团三连战士柏永华、单美英为抢救良种牺牲；
1972年9月4日，三团三连战士沈婉芳在工程排险中牺牲；
1972年9月4日，四十三团四连69名战士，用身体扑救草场大火牺牲……
“当生命价值被否定之后，便可以这样光荣的牺牲。”（木一）当年，北大荒知青金训华抢救两根落水木头，内蒙古知青张勇抢救落水羊只，献出生命，皆被冠以至荣，轰轰烈烈树为典型，铺天盖地宣传，且有名诗《理想之歌》写道：“跟上来啊！——英雄在召唤；我们来了——回答声响彻岭南、塞北、海南、边疆。千万个金训华、张勇在战斗，千万个金训华、张勇在成长！”此类宣传，大约永远会忽略——尊贵于一切者，乃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不仅尊贵于落水木头、羊只，也高于宇宙间一切功利和真理！奥古斯丁曾有一句名言：“生命的尊贵与价值，至高无上。”应该说，此是一切常识一切终极价值的归宿。那些以制造谎言和恐惧而集政治权威、道德权威、文化权威于一身者，正是以绝对真理名义，颠覆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以迷信代替信仰，以统一代替个性，以仇恨代替博爱，以人治代替法制，以演义代替历史，以泼痞习性代替公民人格，以江湖造反代替社会改良，以“出了一个大救星”代替“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以最是绚丽的无耻代替人类伦理底线，以荒诞而又苛密的阶级斗争史代替社会文明史，直至言出祸随，虐杀四伏；直至一句玩笑便会判刑，一个眼神即遭逮捕，一篇文章招致生命处决；直至生者沦为最卑贱的生物，死者丧尽最卑微的尊严。
在绝对真理旗帜下，那个时代，中国曾以多少无辜生命为代价，至今难以估量，几时横强成王道，多是苍生痛哭深。人类历史证明，绝对真理从来与专制文化、专制思维、专制制度血肉浑融；实现绝对真理，必以生命为路基，谎言为旗帜，恐惧为工具，蒙昧、迷信、强暴为过程，绝对权力和龌龊的私利为目的。绝对真理意着绝对的黑暗，经营绝对真理，意味着经营绝对黑暗。在绝对真理旗帜下，苏联2000万人死亡——人们集体等待枪杀已是一种生活方式，“真正恐怖的不是射出子弹，而是经久的瞄准”；东欧100万人死亡——更有窃听、告密、造谣、跟踪、监禁、谋杀、奴役、放逐；柬埔寨200万人死亡——约占整个民族人口三分之一……《天苍苍野茫茫》记述的生命死亡，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内蒙古草原虽然万不有一，却是跨越四大洲危及三分之一人类生命巨难的一个有机部分，其中，“现役军人斗知青，知青斗知青，女知青斗男知青，现役军人之间相互斗……甚至发动女知青教训、殴打‘思想落后’的男知青，叫做‘姑奶奶运动’”（冯桐），乃是一景。据《中国知青事典》记载：仅内蒙兵团3师26团8连，便有四分之一知青惨遭迫害，“知青患病，不管何病，发烧不到38度，不准休息；女知青来例假也得下水挖渠。按照领导说法，‘只要能爬起来，就得去干活！’‘活着干，死了算！’一位女知青生病了，连长勒令完成全天任务，不完成不准收工。该女知青一直干到深夜，累得走不动了，就跪着脱坯，边干边哭，当晚写下绝命书，经战友们再三劝解才未走上绝路，而连队领导根本不闻不问。一位知青发烧40度，军医不管，去找连长，连长说，‘40度有什么了不起，还没开哪，开水才100度！’……根据36个团不完全统计，有28个团发生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知青事件，有的单位私制刑具，乱用刑法……其中，2师13团造纸厂制造反革命小集团‘挺进队’案件，对知青逼供、诱供、指供、关押、殴打、虐待、侮辱，先后牵连40余人，有的关押一年之久，有的造成病残。”与此同时，“黑龙江兵团工伤事故死亡553人，其中，有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团三天，未经任何安全、技术常识介绍，竟派去排除哑炮，全部炸死。1970年4月，39团打荒火烧死21名知青……广州兵团事故死亡知青210人……新疆兵团1969年以来仅自杀就高达134起……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20分钟，扣半天工资……云南全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仅4师18团的30个单位，就有23个单位捆绑吊打过知青，达99人，许多知青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手段29种之多，例如：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夏天烤太阳、冬天浇冷水。有的知青制止吊打也遭吊打。团里有些领导，亲自赤膊上阵，拳打脚踢。该团基建连一位知青，被捆12天，吊打17次，受七八种刑法，遍体鳞伤，不省人事，造成长期腰痛，大小便失常，一度被逼得要自杀。6连一位知青被疑偷了军装，干部集合全连对他进行吊打，逼供。该知青向干部喊道：‘叔叔救救我，救救我！’不但不理，反而打得更加厉害。有的干部随身带着绳子，对谁稍不如意就说：‘我代表党支部把你捆起来！’”（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何岚着）
我知道，这些不忍卒读的记述，仅是中国知青全部经历之一叶，却可知秋。失去对生命的尊重、信任与爱意，便会如此漠视生命，贱化生命、草菅生命，直至生命失去最卑微的尊严，并且成为一种常态，一种秩序，一种积水成渊的文化特征。我从隐泉记述中读到，知青工伤死后，抚恤金仅有180元！这般轻贱，触目惊心，当年却是习以为常。大约，罕有哪个以人为人的民族，生命价值如是。法国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起草者西耶斯谈及红色恐怖时，说的惟是这样一句话：“我活过来了！”然而，活得更为艰巨者，乃是红色恐怖中全体中国公民生命。其时，苏联滥杀滥虐，乃是国家直接作为，而中国虐杀，则是以国家力量制造种种骇人听闻运动，唆使全民参与，于是，或虐或杀，浩浩瀚瀚，几乎人人或腥或湿，非恶即丑，罕有净者。1949年后，仅毛泽东签字批示的各类整人运动便达52次，倘若加上引发各个地区运动，则有数百次以上，直至文革浩劫，祸及全民。我曾在《中国左祸》（1993年，朝华出版社出版，是年查禁）序言中悲愤写道：“从布衣寒士到民族精英……幸免于难者，寥若晨星。古有酷刑：墨、劓、剕、宫、大辟、笞杖、徒、流、膑、斩、绞、腰斩、枭首、弃市、车裂、磔、焚、凌迟；更有法外酷刑：炮烙、活烹、抽筋、拉杀、杖毙、剥皮、气憋……然而，其花样翻新和身心摧残，不及文革更甚。左祸势如崩浪，奔若山腾，直至肆虐成千古神话；直至生者失去灵魂，死者没有最卑微的尊严；直至七情肢解，六欲监禁，一切人性被抽象，灵与肉一贫如洗；直至每天是一个新的受难日，自我毁灭与生存一样艰难，人成为人最惧怕的生物；直至人心寂灭，寻觅无望，深重夜色中不见一缕星光；直至许诺即是背叛，告密意味忠诚；直至鲜血淹没了红色，泪水填凸了海；直至古大陆荒芜、癫狂、危机成东方传说。”生命对生命的厮杀、冤杀、谋杀、掩杀，竟然蔚为一个拥有大美文化和绝代风流民族的浩浩景观。唯是同痛者，珍与论自新。作者的反思锋芒，同时深刻地直指知青自己：“为一个馒头，为几元津贴自杀的事件屡见不鲜。”“一群根本就不懂得生命意义的孩子，就是这样，撑过和没有撑过那段艰苦的岁月！在那个年代，生命被蔑视到没有谁真的懂得珍惜。”（木一）“为了病退回城，知青们不惜长期服药造成有病，想出的办法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结果落下终身的慢性疾病。”（刘亚平）“据不完全统计：兵团前五年，自杀的不下百人，三十五团X连战士苏xx，与同班战士争吵后自杀；十九团四连战士马xx，因被怀疑偷了五元钱自杀；十九团五连战士王xx，因没有门路返城自杀……”（木一）女知青佟卫红蒙受不白之冤，遭到知青战友批斗，悲愤诉辩无果，以死讨还清白，吞药自杀。禾菱写道：“才十八岁的姑娘啊！是谁让她走上了不归路？是排长班长？是那些积极分子？还是她自己？还是那个革命得让人窒息的年代？我一直在想，那些当年曾经狂热的左派们，那些曾经参与批斗，言辞激烈、上纲上线的人们，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有没有涌上哪怕是一点点的内疚？有没有闪现哪怕是一点点的忏悔？”任国庆则以锋利的诚实，直趋知青精神幻灭后的不堪境地：“打群架，偷懒耍滑，出工不出力，蛮不讲理，欺压新兵……用来消遣的游戏有‘对茬子’，就是用最肮脏的流氓黑话、隐语，互相辱骂……许多男宿舍都有赌局……恋爱，做爱，却不结婚……偷鸡成了堂而皇之的行为。每天天色傍黑，一辆辆驴车纷纷出动了。那已经不是偷，而是明火执仗地打家劫舍。”至此，魂魄尽劫，形骸放浪，知青上山下乡已臻极境，谈不上是悲剧，只是太难收场的惨酷闹剧。
至此，人们从浩浩荡荡投身文革到轰轰烈烈上山下乡，以童贞般信念，追求的英雄主义无英雄、青春意义无意义、为真理而斗争无真理，仅剩空洞的肉躯返城和浑沌的肉欲满足。至此，一代人的精神人格，由无奈而自觉，由必然而自然，由量到质地完成了换骨换血，罕有背对命运的慷慨悲咤，罕有灵肉的自救义举，更罕见因为文明的倾覆而以砥以砺。作者袒呈知青群体自身的精神溃灭，需要皈依精神生还后的怀远境界，需要穿越坚硬的黑暗和刀锋般的痛楚，需要撕开深远的伤口。全书最是惊心动魄的文字，莫过任国庆愧述殴打知青刘胜利经历，“打得越狠，立场就越坚定。打得越狠，就越要求进步。打得越狠，表现就越好。打得越狠，我身上的兽性，虐待欲望越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泄。”尽管任国庆打得精疲力竭，却为知青积极分子们所不屑，围殴暴打得棍子、锹把、擀面杖全部折断，凶残已极，刘胜利惨叫，讨饶，缩成一团。不久，“两个教育运动”全面铺开，一到晚间，连队便有男女知青惨遭凶殴的凄号。任国庆的忏悔文字，同样震撼人心，并且祈望能有赎罪办法。该篇文章曾在网上发表，读者如云。一位知青网友写道：“我为当年年幼的我们大哭，为我们的愚昧残忍大哭，为刘胜利大哭，为所有当年被无辜戕害的生命大哭！这眼泪是洗礼，是记忆！这哭又是畅快淋漓！”一位署名阿尔巴尼亚的网友阅后表示：“真的不能原谅你，对你的回忆说不清是什么感受，有一点你终于说了实话，凭这高看你一眼，还是不能原谅你，但就此不再恨你。”读之，百感交集，该位网友不有至深痛彻，焉出此言。
然而，我知道，将自己曾经的丑恶公开，诉诸文字，袒呈在人们稠密的目光中，该需要怎样的义无反顾和真怀大勇。我知道，我们一代人不仅是文革浩劫至深受害者，也是最主要、最主动、最疯狂的参与者，从渴望“踏着国际歌的鼓点，杀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混蛋，白宫、红场捣贼穴”，到“上山下乡干革命，红卫兵斗志还是那样旺”，只讲敌我，不论是非，捣毁寺庙，焚烧文物，批斗同胞，刑讯逼供，抄家劫舍，直至丧失常识、常情、常理和常伦，成为颠倒文明进程、善恶价值、道义基准的马前卒；直至善于迷信、凶残、丑陋、卑怯、无耻到一切文字不曾有过记载的境地；直至不再是精神、文化、道德意义上的中国人种，更非世界公民，罕有例外者。我知道，我们一代人与其说是被拖进了灵魂屠场，莫如说是人人争先恐后挤进灵魂屠场；与其说是人人恐惧精神阉割，莫如说是人人“斗私批修”后自觉地自我阉割，并且努力地去阉割别人。我知道，如果红卫兵运动没有被实用性、功利性、技术性地转变为知青运动，产生一批又一批希特勒、波尔布特分子，将是历史的必然。我知道，我们一代人至今讳莫如深，集体失忆（其实，整个民族都在蓄意遗忘、善于遗忘、盲目遗忘、被迫遗忘）；至今怯于直面真实历史、真实自我、真实的灵魂处境；至今罕见相应的灵魂酷审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复活。我知道，任国庆的这种袒呈和忏悔，是心壁上淅淅沥沥不竭的殷红，是将烛火探入自身黑暗的执着，是心凛凛而从义的自我审判，是雪耻以图自新的精神艰卓，是拒绝人种腐烂与无耻下去的自我哀怆，是光复个体乃至民族精神人格的积微累进和一己真淳，有着“虽千万人我往矣”的担当和气度。作为北大荒知青，我以最是虔敬之心，深深感谢我的内蒙知青兄弟。
《天苍苍野茫茫》中的忏悔文字，俯拾即是，最为珍贵，从自省愚忠盲从，到反思草场大面积成为耕地的生态破坏，无不感受到勇于罪己中令人尊敬的痛苦。冯桐、江音写道：“那时候，蒙古牧民跪在放火烧荒的连长脚下请求：‘草是牧民的命根子，不能烧哇！烧掉了草，布拉滩就会变成盐碱滩！’……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怀着特别沉重的心情来纪念那些为草原跪地请命的蒙古族人民，他们才是最懂得、最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面对这些茫茫的盐碱和沙漠，我们应该跪地忏悔！”这种至真的自省、自期中，我读出的是高贵人格的崛起，是将自己抵押给永诀耻辱的未来。
忏悔之于我们个体，是生命精神的真醒。
忏悔之于我们民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忏悔，仅仅属于良知未泯者。忏悔，是拒绝每一次生还走向更深刻的死亡。忏悔，一如雷电，痛彻地跃入自己的全部黑暗。忏悔，无论私秘抑或公开，都是对天地有正气的信赖，都会使生命拥有真实的灵魂，使灵魂拥有高贵的命运。虽说忏悔一语始于佛教，但是衍化至今，已在诸多宗教及至东、西方文化中具有日渐趋同的涵义。忏悔，无论出自宗教有神信仰的超验语境，抑或来自泛神、无神的良知语境，或多或少、亦质亦量地有了自省、自疚、自责、自爱、自赎的精神品性。忏悔，既是神性、神律关系，又是人性、自律关系，已经属于超越智慧的灵魂自觉，属于不随躯体消失而消失的高贵自珍，更属于人类精神不朽进化中最具救赎、新生、责任、良知、尊严意义的深远自期。其实，忏悔之精义，中国“内圣”文化精粹中古已有之，无论形上形下，不仅息息相通，且别具博蕴，从“一日三省吾身”，“观过斯知仁矣”，“释然悟，翻然悔”，“改过以自赎”，“见利思辱，见恶思垢，嗜欲思耻”，“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到“恶莫大于无耻”……无不一道一也。虽然东、西方语系、语意各异，忏悔对象有别，但蕴于其中的精神生命、精神升华日渐相向、相融。无疑，忏悔意识一旦成为个体与集体的常识甚至常识力量，一再陷于精神绝境的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建，必将迎来最空前、最历史、最不可抗拒的机会。忏悔，将使我们的历史从此成为世界具有尊严的历史一部分。忏悔，将予以东方古大陆精神、文化、道义、伦理、常识复兴史诗般的归宿和梦想。该书的反思，出经入纬，识见横出，由德国纳粹有组织的焚书和文化、精神崩溃，到中国文革相似历史的比较；从“德国人不掩饰曾经的罪行，正视历史、反省历史、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到痛深追问“20世纪后半世纪，我们是同代人，同样是建设国家，同样是热血青春和爱国情怀，但我们的道路，我们所收获的成果为什么如此大相径庭，天遥地远？”（江音）——天遥地远的，还有制度差异、价值体系、记忆结构，尤其德国的灵魂——知识分子阶层整体尚存，然而，中国灵魂——精神重建、文化复兴、政制改革、记忆恪守、公平正义的担当者——知识分子阶层历尽太多运动、太多浩劫，直至陷落于市场经济大潮，荡然几尽。不能不自我面对、自我实言：我们已是一个没有真正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族，危如累卵。尤其危机者，乃是其价值体系崩毁。一经丧失终极意义与核心价值追求，知识分子与贩夫走卒、政客泼痞何异？四顾荒茫，以高贵人格、自由精神为本原、本真、本质的知识分子，尚存几许？次而言之，瓦全者有几？——无数善于跪伏的依然怯于站起，无数终于生还的勤于更加深刻地死去，直至极功极利、极取极欲，直至引领社会全人格丧失，直至尊严丧尽后依然优雅得神秘而又深刻，无痛无觉，领军整个民族以雷万钧般的步伐深入史诗般的无耻。其时，以娱乐为文化、以信息为知识、以假话为智慧、以逐利为业绩、以无耻为炫耀先行的腐败，已经纵深发展为腐败单位化、黑帮化、世袭化、市场化、体制化，蔚为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特色景观，竟至形成的腐败集团垄断几乎一切社会资源，却罕有知识分子监督与昌言的义勇。权贵集团甚至包养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大展拳脚，为其鲸吞国有企业乃至全民财产创造强盗理论。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占有70%的财富。一份中国权威部门联合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亿万富翁3220人，高干子女2932人，占91%。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所载，这些高干子弟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掌控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经济领域，形成事实上的官僚权贵阶级。千真万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罕有知识分子义正言辞声音，尤其不见其集体监督力量，任其恣为。中国文化赋与一代又一代布衣知识精英的浩然正气、舍我其谁的大丈夫精神人格，似已远去。其实，制度差异，乃与精神、文化、道义、伦理、常识及其记忆世界存亡——尤其与知识阶层存亡，互为因果。不观高崖，何以明颠坠之患。德国知识阶层引领整个民族忏悔期间，尤是以确立新的制度为先，尤是以尊崇、保障人权、普世价值的制度建设为要，当为镜鉴。
尤其值得回思再三者，便是该书冯桐记述弟弟冯棠的研究思考：“……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一起，用我们经历的苦难，把中国自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挡住了，给中国社会和社会意识回到理性提供了一个百年未有之机会。……有两个要注意的地方，一是，理性。二是，机会。理性是指理性政治思维，是要回到中国所处的现实环境来，摒弃意识形态框框，来思考实践，寻找国家“长治久安”的道路。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崇尚威权，理性成分不多。与其说“回到理性”，不如说“开创理性”，有许多启蒙工作要做。其艰难程度要充分估计到，所以说，是仅仅“提供了一个百年未有之机会”，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不是必然性。”——观远者，察其神而不望其形，冯棠之察，神形俱是。百年以降，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可歌可泣地反对专制制度和昌明科学民主，却可悲可叹地迎来洪秀全式暴虐方式加俄国暴力逻辑，可谓前门送贼，后门揖鬼。此后，批判一切、绝对毁弃、偏执激烈、恶斗习性，日甚一日，各路红色江湖帮派，恰逢其时，各执主义大旗，趁势造势，颠覆世界得万劫不复，直至文革浩劫的物极而反。或许，这个物极而返，便是两代人以旷世苦难终结的非理性浑洪大势。探入其势，还原历史，承认真相，自检自究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基因、非理性人格走向，是自信，是气度，是宽广的文化视野，是变曾经的不幸为高贵命运的珍贵资源，是坦然接受历史的全部难度与强度，是创造明天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深远的民族复兴乃至和解史诗般的准备。从一句真话做起，从一次自省做起，从一方操守做起，从担当记忆的尊严做起，从自我启蒙做起，从精神绝境最无奈的突围做起，因为大爱未死，大美仍在，因为十四位内蒙知青作者代表的一种精神人格尚未死透，不息而生生，《天苍苍野茫茫》是证——诚如重庆知青王康先生所言：我们只要站起来，就有昂首天外的超绝之态；我们只要走出去，就有空谷足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万物皆备于我”。
天道长远，行怀渺渺，是为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