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中华文化复兴居功至伟（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2月10日讯】台北北面有座阳明山，这座山原本叫草山，因多生茅草而得名，与明儒王阳明毫无关系，但如此充溢着文化气息的名称从何而来？此乃蒋介石到台湾后的杰作。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选择这里做官邸，遂以其偶像之字改曰“阳明山”，这里的公园也改称“阳明山公园”。
蒋介石对王阳明一直是十分推崇的，他常自言：“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50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
蒋介石在台湾除了煞费苦心地“造”了座阳明山，还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被他重新命名，从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
由此可知，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有着不解之缘。蒋氏虽中年后皈依基督教，但其思想主要以中国道统为根源。终其一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甚力，自诩以服膺和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在退居台湾的最后岁月里，发动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政治与传统文化复兴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因为有海洋天堑的屏障，得以有喘息的机会。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复任总统，待到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共隔海而治的局面尘埃落定。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已趋稳定。在1952年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光复大陆”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但国共内战失败的阴影长期困扰着蒋介石，他反思丢掉大陆的原因，认为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思想、文化、教育方面也是惨重地失败了，丧失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所以他力图修复反共思想体系。
此时岛上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也颇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因为台湾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人从此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民众影响巨大，使得台湾民众文化心理上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很多台湾民众连对国家认同都发生了疑惑。台湾早期作家李昂小说《迷园》就是写主人公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长期的迷惘失措，而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里描摹出台湾民众沦为半个世纪历史孤儿的困惑。
抗战胜利后，备受异族蹂躏的台湾终于光复，可惜没多久就发生了的“二二八”事件。后来国民党政权迁往，使台湾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台湾人对外省人有着一定的敌意。
一些“台独分子”将政治矛盾放大为文化乃至种族冲突，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等。就在“台独”势力叫嚣不停时，岛内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西化派，一场“中西文化论战”闹得不可开交。而此时大陆长达10年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中华传统文化被从历史的记忆中拉出来“鞭尸”，“破四旧”和批孔斗争如火如荼。
为了保护传统文化，1966年11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这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1967年7月，蒋介石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蒋介石自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借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当然，蒋氏也不忘再把这场文化复兴运动打上鲜明的“反共”立场，明言“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
“文复会”草创之初，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复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
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
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订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亡国必先亡其史，蒋介石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学校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蒋介石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国文、历史及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课程，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的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既是传统道德的倡导者，亦是文化上的复古者。他在台湾推行的文化复兴运动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即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运动虽然标榜“新”生活，内容却是“旧”道德。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在蒋介石的眼中，当时的中国人实在是没有礼义、不知廉耻、自私自利，所以才会有亡国亡种的危机。
蒋介石从古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言中，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确定“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用以“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提出新生活运动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从而使国民革命能够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
蒋介石之所以一再把挽救中国危亡求助于传统文化，是由于其一贯的主张和信仰。蒋氏曾说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他自青年时代读新学诸书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并常用旧学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从政治国、用兵打仗的轨范。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儒学，不仅笃信不疑还身体力行，常以“存天理，灭人欲”自律。蒋氏年轻时在其日记中“一日三省吾身”。传统文化对蒋介石影响极大，他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
1959年蒋介石在台北订正《科学的学庸》，对《大学》、《中庸》进行解读，认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这颇能代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薪火相传的传统文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其遗嘱声称：“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蒋介石带着他光复大陆的梦想走了，复兴民族文化大业的接力棒交到了蒋经国之手。
蒋经国成长过程中受蒋介石影响极大，蒋介石一再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蒋经国因此着重传统文化的研习，对自己过去在苏联所受的思想影响作清算。
蒋经国上台后，继续了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他将父亲去世的4月定为“教孝月”。礼义孝为先，希望能通过发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促进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
在蒋经国的推动下，文复会于1986年提出《现代国民生活纲要》，发动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针对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重点推行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诸传统美德，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经国去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终于告一段落。这场历时20余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有了发达的传统文化为精神资源，使得台湾后来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民主转型。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其他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
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有钱穆、徐复观、牟宗三等这些国学大家在台湾开馆收徒，带出一批批国学传人；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演绎出《薪传》、《九歌》、《水月》这样现代和古典完美结合的作品；才孕育出李安这样的艺术大师，拍摄出《卧虎藏龙》这样意蕴悠长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等著名词曲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艳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