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的故事:大饥馑(图)

发表:2016-11-25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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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的大饥馑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人祸。(图片来源:大纪元)

这一年,应该算是我们全民族最为悲惨的一年!

1960年的早春,在我们淮南市谢家集区的街市上,有着已经超过市民数量的农村饥民,有的单身一人,有的拖家带口、携老怀幼。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当街喊叫:“谁给我一口吃的,我立马嫁给他!”讨不到饭的人很多,每天早晨都有人死掉。民政局有一个收尸队,见了尸体立即清除。每天又有新的农村饥民大量涌入,老人、孩子、女人……

那时,我的50多岁的父亲被罢了官(唯一的理由是他有“旧军官”的历史,没有资格做“新中国的主人”),先是被指派去“大炼钢铁”,后来又被指派到养猪场养猪去了。母亲遭受连累,在城里的工作岗位上被人挤出来,发配到“灾民站”专门服侍弃婴、弃童。

“灾民站”设在谢家集第一小学西边围墙外、唐家山的山坡下。我的母亲分管一间大屋子,屋里有三、四十个小孩,大的七、八岁,小的尚不会走路,全是弃婴、弃童。她的工作主要是给这些孩子洗衣服、清理身上的粪便,给大一点的分食物,管住他们不要互相抢东西,给最小的喂饭。公家每天只能给灾民提供一次吃的东西,孩子们饥饿异常,一看见我的母亲就围上来要吃的。

“灾民站”的工作人员实行白天全天工作制,晚上锁门回家。我的母亲每天要工作一整天,晚上黑透了才能回家。第二天一早,过去开了门,总是能够看到有几个孩子已经死了。有的孩子是被老鼠咬死的,手指头、脚指头没了,眼珠子没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满屋子血腥、尸臭,催人呕吐。站里有个专门清理尸体的男子,他把死孩子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交给服侍小孩的女人们(留给以后的小孩穿),然后把尸体装到一个大竹篮里,一个一个装,装满了,再往山上擓,然后倒进石头塘里。那里野狗很多,等丢尸人走了,它们便过来吃这些尸体。

我当时在谢家集第一小学上学。天气炎热起来以后,每当刮起西风,在校园里就能闻到山上飘来的一阵阵臭味,那些丢尸的石头塘,我与同学们都去看过,尸骸狼籍。母亲每次下班回来总是吃不下饭,总是对着奶奶、姐姐她们哭上一阵子,诉说这些孩子的惨象。到后来,她实在不能坚持了,只好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有关“领导”不准,给她按“自动离职”论处,于是母亲丢掉了工作。

谢家集第一小学门前有一条大沟,是古人治理山洪留下的政绩,起源于车路山,直通淮河。宽一丈多,深七八尺,经常有人弃婴,多是新生儿,直接丢到水里溺死。沟埂上有许多榆树。春天的时候,大家都去采树叶吃。树叶吃尽了,就剥树皮。同学们把树皮的风裂层用小刀刮去,再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存到铅笔盒里,留着慢慢吃。这东西又绵又粘,口感倒也可以。沟埂上自生着许多蓖麻,蓖麻籽有毒,不能吃。但是有的同学饿急了,就把它用柴火烧熟了吃,吃后上吐下泻,差点丢命。

当时,城里的小孩、大人口粮定量每个月十几斤到二十五斤半,这是原来的细粮标准。但是后来开始配给杂粮了,譬如山芋、山芋干、山芋面、南瓜、胡萝卜等等。没有主粮,这些东西是不耐饿的,而且也根本吃不饱。我们家里缺粮,父亲用15块钱在“黑市”上买了10斤“山芋面”,做出粑粑来,苦涩难咽。奶奶说,这其实是橡子面,吃了屙不下屎,能把人活活憋死。

街市上的东西价格飞涨,胡萝卜卖到一块钱一斤。一般市民有工作的人月工资三十至四十元(最低十八元),产业工人也只是这样的标准。只有煤矿工人高一些,七级工、八级工可拿到每月一百元。市面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七级工、八级工,不抵乡下老头一挑葱!”

每到星期天,城里总是有很多人到农村去挖野菜,男女老少接成伴,队伍浩浩荡荡。母亲、姐姐、我(1960年虚龄九岁)几乎每个星期都去。荠菜、马齿苋,这些可食性很高的有名的野菜很快就被人们挖绝了。大家又去二道河农场挖“茅草葫”,这是一种可食的草根。“茅草葫”很快又挖完了,大家只好去挖“剔剔牙”。“剔剔牙”叶缘有刺,大人还能凑合吃,小孩子一吃,扎得满嘴流血,拉屎的时候也带着血。还有一种叫“呼啦苗”的东西,吃了以后腹泻不止,俗话说“呼啦苗,吃一碗,屙两瓢”,但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大家还是照吃不误。

有一天,母亲和姐姐挖了一些野菜回来,听别人说是野胡萝卜,全家人吃了,竟然当时暴吐不止。奶奶仔细看了一下那野菜,当即大惊失色,连连叫到:“完了、完了,这是‘狗尿苔’!俗话说‘狗尿苔,早上吃了晚上埋’!”幸亏大家都吐掉了,只是躺了几天,都保住了命。

这种时候,饥饿使得一些人丧失了人性,发生了很多令人惊骇的事情。

谢家集区有个说大鼓书的场子,场子边有个妇女天天在那里卖熟肉。肉淹在酱油里,一块肉(大约一两重)要一块钱。常有煤矿工人凑过去,给几块钱,蹲下吃几块。有一天被一个以前经历过灾年的老矿工识破,揪到“市管会”去了。经审问,那妇女承认是人肉,都是到乱尸冈在尸体上割取的。

谢家集区的平山村有一位姓袁的小板车工人,为了几斤粮票,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此人是个壮汉,与我父亲是熟人,曾来过我们家,我也认识他。

谢家集第一小学北侧,有个哑巴为了抢到一头小牛,杀害了养牛人全家。公安局抓他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看到了,大家在场围观,直到哑巴被按到三轮车上被押走(那时公安局没有警车)。

一个农村老人饿的受不了,到城里央求女儿给几斤米。嫁到城里女儿说:“我自己的孩子还要活命哩!”非但一粒米不给,连一顿饭都没有招待。老人哭着望东淝河走,走到东淝桥上,投河而死。

乡下的情况非常糟糕,“共产主义大食堂”没有粮食,自然关门,社员家里又没有分给粮食,大家只好眼睁睁挨饿,不断有人死亡。但是,省里、县里都下了死命令:不许说“饿死人”,谁说就抓谁!在这样的情况下,乡下的亲戚不断有人进城投奔城里的人。我们家也来了几个,是我父亲老部下马占彪的妻女,马占彪刚刚饿死,马伯母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前来央求我们予以照顾,我们家的人心软,就将孤儿寡母的留下了。还有一个年轻力壮的,叫焦海堂,是我奶奶娘家的一个侄子,28岁,人高马大,来我家一个人一顿吃掉了我们全家的当天口粮。奶奶怕我们被饿死,只好硬着心肠赶走了他。一个星期后,他饿死在凤台县到毛集的河坝上。

大饥馑的时间不止三年

实际上大饥谨从1959年开始,一直蔓延到1962年秋收到来的时候才算结束,最严重的年份是1960年、1961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有很多外来的灾民都在淮南丢弃了自己的生命。从谢家集往寿县走,第一个地点是唐家山的北坡,那里饿死者的尸骨最多。直到1963年在那里建第二小学,我们去参加义务劳动,山的半坡上还遍布着骷髅、骨架,淘气的男同学竟然拿着腿骨相打。过了平山以后,从邱家岗到九里大队,路边有好几个饿死的人。尸体在那里腐烂成白骨,放了几年无人过问。

真是:出门无所见,路有饿死骨!

致命的饥饿,会让人丧失一切尊严和理智。凡是从这场大饥馑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你给他一道选择题:假如必须叫你死的话,你愿意到战场上被敌人打死,还是愿意活活饿死?我相信,选择宁愿到战场上战死的人一定居多,因为,长时期没有正经的粮食吃,“以瓜、菜代之”(“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全世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比爹亲、比娘亲”的毛泽东语),最后只好去吃树叶、草根,那种饥饿濒死的感觉让人太痛苦、太难受、太难煎熬了。

民间常道:“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地区四季分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地理环境优越,各种物产特别丰富,有的地方叫“鱼米之乡”,有的地方甚至有“天然古粮仓”之称。如果,没有1958年“大跃进”的变着法儿的折腾,这样的好地方岂能有此一劫?当然,“大跃进光芒万丈”,所能照见者非止一端,“六亿神州尽舜尧”,哪个地方能够漏掉呢?

当然也有人没有体会到大饥馑的滋味。

在城市里,那时老百姓都是开门吃饭,但是很多干部家庭却都是关门吃饭,害怕被别人看见。他们有“特供”和特权,即使老百姓死光也饿不着他们。“文革”中批斗干部的时候,很多人提出了“关门吃饭”这个事,愤怒的群众采取极端残酷的手段折磨他们,对他们宣泄心中积久的怨毒。

现在,那些曾经地位特殊、待遇优越,当时吃着“特供”、喝着人民之血,根本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的权贵们、走狗们,以及他们在蜜水里泡大的余孽们、后代们,抵死不肯承认大饥馑,不肯承认曾经有数千万苦难同胞被活活饿死这一铁的事实。但是,大饥馑切实发生过,它作为时代罪恶的特殊标签,早已铸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任何人也抹杀不掉、抵赖不掉!

责任编辑: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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