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称其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有许多“优良传统”，其中之一便是所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强调“不拿群众一针线”，“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中共的宣传只是愚民的谎言。实际上，中共靠打家劫舍，“打土豪、分田地”起家，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土匪。
中共以残忍的打家劫舍、勒索绑票等方式“筹款”起家。
中共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主编的《筹款须知》便曝出红军有一套土匪黑社会式的周密筹款办法： 精密调查当地富豪或商人，勒索绑架其人，再以烧房杀人恐吓其亲属，催促逼迫他们缴纳巨额赎金，少缴或不缴就撕票杀人。
即使被绑架者的亲友已经缴纳了巨金，贪得无厌的红军一旦认为被绑的富豪商人还有油水可榨，就会采用最后一招再加勒索金：“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中共红四方面军《筹款须知》）
林彪亲信吴法宪在回忆录里就曝出红军逃亡到藏民区时白吃白拿：“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
据陈再道回忆：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进入大别山，“从商城南下时就开始筹措布匹，见到布店和有布的富家就借布，留下字据把布拿走，说明以后凭借条如数付款。粮食也开借条，有的用打土豪的方法开仓取粮。部队抽出不少干部去借布、借粮。”
2005年，大陆《金华日报》的一篇报道说：湖南汝城胡运海在维修其祖父胡四德遗留下来的三间老土坯房时，发现屋角的墙缝里藏有一张彭德怀第三军团事务长叶祖令写的借条：“向胡四德借稻谷103担，生猪3头，约503市斤，鸡12只。”于是，中共市、县两级举行了一个替当年红军兑现借条的仪式。按现价折算，由县民政局老区办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58岁的单身汉胡运海归还1.5万元人民币。
一担谷子，按照标准计量，可是100斤，103担稻谷就是1万300斤。别说还有生猪三头等其他东西，时隔整整七十年之久，只还给人家1.5万元人民币，这便是中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强调的“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难怪有人讥讽中共：所谓的秋毫无犯，就是白吃白喝以后给老百姓留下匪军自己印的钱票子——借条，实是变相抢劫。不仅收借条的老百姓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连随意写借条的共匪人员都不知道。
大陆百姓梁启超拿出中共游击队借8根金条5千大洋的借条。（网络图片）
2013年，广东江门市一位叫梁启超（与历史名人重名）的市民向《南方都市报》爆料：他最近在修葺老屋时发现一张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的老借条：“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共三十八担（石）七十斤、大洋伍仟圆、金条八支，每支一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付息二分。建议将鸿文三姐以革命家庭看待，其后人须保护及照顾。此据在偿还之日终结。”署名是“新鹤人民抗日游击三中队李兆培”，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梁启超将此事反映到蓬江区民政局，该局称中共没有政策无法兑现，建议他将借条捐给国家。
还有一例：1947年8月，中共东江游击队向博罗县公庄镇黄观荣借了两支步枪一支手枪，250颗子弹，还有1,000多斤粮食和两头猪。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给黄家写了张收据，并注明“打出江山来算账”。 近70年来，这张收据一直保存完好，黄家人一直找机会兑现，却至今无果。
以上实例充分说明，共产党自起家开始，就是勒索抢劫老百姓的流氓土匪无赖，是黑社会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