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周恩来。(网络图片)
海外媒体曾有文章披露，前中共副总理纪登奎揭“文革”中，中共高层大致有三个派系，派系斗争非常复杂激烈。纪登奎并多次表示：“权力使人走向反面。”
《爱思想网》4月27日发表题为《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一文。作者赵树凯是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文章称，大致而言，“文革”中，林彪为首的军方高层为一个阵营，有的称为林彪集团；江青为首的新崛起势力为一个阵营，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还有一个所谓老干部阵营，前期周恩来为首，后期邓小平为首。总体上所有派系都为毛泽东“驾驭”。
按照晚年纪登奎的谈论，毛泽东根据需要来调动、利用这些力量，有时候倚重这个阵营，有时候利用那个阵营。
纪登奎谈到，晚年毛泽东基本上以对“文革”的态度来划分亲疏。在毛看来，江青、张春桥等人更能代表他的思想路线，但是又认为他们并不可靠，知道他们难以成事。
毛泽东后来选择了华国锋，是因为华国锋在政治上拥护“文革”的政治路线，同时又容易实现在权力体系中平衡。华国锋并不极端，容易被各方面所接受。
毛泽东在前期的重大运作中都达到了目的，基本上想打倒谁就能打倒谁，想扶持谁就能扶持谁。但是，从最后结局看，毛泽东失败了。华国锋虽然被委任，但是终未能不倒。
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纪登奎进入中共高层。此后，高层派系斗争更复杂激烈，主要是林彪派系力量大增，而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派系也成为气候。
“文革”期间，因为受到毛泽东重用，纪登奎在党政军系统都有重要职务，既与林彪系统有直接交往，也与“四人帮”有更多共事，后期还与邓小平共事，但其本人的派系色彩不清晰。
纪登奎谈到，邓小平复出后，作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纪登奎作为副总理协助邓工作，但是情况不那么简单。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四人帮”还在，邓小平地位不稳，权威有限。严格地说，纪登奎并不完全在邓的领导下工作。
纪登奎说，在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让邓小平搞一个关于“文革”的文件，主要是对“文革”做出评价。纪登奎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放心，担心邓以后会翻“文革”的案，所以让邓做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邓小平显然不情愿做，拖了一段时间，但是终于不能再拖了，邓让纪登奎来搞这个文件。纪登奎也是拖着不肯做，后来邓又催他。这时，纪登奎对邓小平说：“这是主席让你主持写的东西，由我来搞不合适……”
纪登奎谈到，毛泽东显然察觉到邓小平对于“文革”的否定态度，曾安排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批评指责邓小平。后来，毛泽东曾表示，虽然邓小平承诺“永不翻案”，但是“靠不住”。
1987年“五一”晚上，纪登奎又说，“文革”中，毛泽东既起用林彪，也起用“四人帮”，还起用另外的人，“目的和用意很清楚，就是那句老话，借‘锺馗打鬼’，干掉那些他认为有威胁的人。”
纪登奎接下来说，政治人物的言论，是要根据情况转换来对待和分析的。纪登奎认为，“文革”中左派打右派，右派打左派，左右两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依据，但是，从更高的角度看，高层领导人也是在利用左右两派，实现自己的意图。
按纪登奎的说法，中共高层权力的纷争，权力格局的分配重组，逻辑十分复杂。结成同盟的未必是朋友，有时为了特定的需要，关系不睦的人可能也会成为一时盟友；有时牺牲某些权力是为了维持大局；有时重用某个人是为了争取或者平衡一个派系。
纪登奎在闲谈中，经常重复一句话：“权力使人走向反面。”纪登奎谈论权力使人走向反面时，曾经列举了两个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的高层人物，这两人当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纪登奎认为，这两人是“权力使人走向反面”的现实典型。
据公开资料，纪登奎是“文革”中后期、以及“后毛泽东时代”中共的重要政治人物，是毛泽东晚年赏识和培养的官员，曾任中共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中央军委领导成员等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政治上受到排挤，被边缘化；1983年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部级研究员；1988年7月13日去世，终年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