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08月26日讯】（接上文）
“批判上帝”和“打倒上帝”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认同。批判会越加频繁，让我发现慷慨激昂者并不多，多数人都显得无可奈何的神情和态度。批判朱教授的大会也一样，只有三、五个“壮怀激烈”的党员或“积极份子”带头喊口号，带头发言批判，带头蹦跶，胡乱的上纲上线，使用一些顶极的话语以表示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
一个左的出奇的同学冲上台发言，说朱教授“肯定是帝国主义分子”。“你为什么还保留有美国大学穿着博士服戴着博士帽的照片？！为什么在课堂上你一口一个杜威，一口一个詹姆斯？！”他大声疾呼：“难道我们中国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心里学家吗？！”
我当时一肚子气并不敢出！会后跟铁哥们说：朱老师讲的是西方心理学史，不讲杜威，詹姆斯，讲谁呢？难道讲美国历史时不讲南北战争，不讲华盛顿、林肯而讲秦始皇，朱元璋吗？既荒谬又无知！
是呀，我国的确也有心理学家，我们身边就有一位中国知名的心理学家（我读大一时就选了他的课），我们最热爱的导师。懂得英、法、德、日、俄五国语言；西南联大唯一获得美国旧金山文法学科奖学金的优秀学生（理工科由著名的化学家唐璈庆教授获得，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可此时这位教授被打成师大和省最大的“右派分子”。中国心理研究所所长曹日昌教授是留美的心理学博士，是中共建政后向美国要回来的心理学专家，不也被批判的下不了台吗？对待朱教授，那几个胸无点墨，只知道辱骂和耍大棒打人的“党员大学生”，怒发冲冠，除了出口成脏外，就是既无事实又无逻辑的吧朱教授臭骂一顿。
我已不记得我是否当时已经产生和形成了一种看法，抑或是若干年长期观察，体验才形成：在中共的整人政治运动中，注定有两拨人十分突出的积极参与并充分的表演，一种是“组织最信任的积极份子”，如党员或要求入党的人；另一种是平时爱出风头，思想意识低下，风吹两边倒的“河边芦草”和“墙头草”。
这第二种人，在“运动”中常常成为打手，打人的凶手。他们以此姿态和过激烈行为赢得“组织”的信任，甚至进而“成长”为“中坚力量”。就如同在农村斗争地主时，最积极，最激烈的正是那些“二流子”、“流氓无产者”、“地痞无赖”一样。批判朱教授时就有这类角色上去施暴，推撞或用脚去踢老人家！
批判朱教授大会，是我生平第一次亲临的批判大会（与初中参加的杀人大会有别），而且是在大学，由大学生去批判自己的导师。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二学生，谈不上有多么理性或正确的认识。但我本能的反感，反对在批判过程中的情绪化和暴虐化。那种方式和情境，荒唐成了常态，对人尊严的凌辱和践踏成了常态，对待自己的师长、长者、妇女或亲人也不例外。
真的，从此我开始怀疑我们的大学教育。每当我环顾四周，总不免看到一些使我为之震怒的应该予以藐视的东西，一些叫人心酸的痛苦的事，刺痛我的心，撕裂我的心的东西。我看到了多数大学生对这种非人的批判熟视无睹，对被批判者遭受的虐待毫无同情心；而那些不学无术只会张着嘴举着手喊口号的学生，对被批判者动手动脚施暴的学生，一跃成为不可一世的“红人”，出出进进与学生党支部负责人勾肩搭背。
再不久，他们“火线入党”，轻易的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真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可形势变了，“组织”又变脸了，号召大学生“向科学进军”，大学生要制定“学习科学规划”。这些人不要脸皮了，装模作样，假惺惺的去向朱教授和其它被批的教授请教，主动去接近凌辱过的人！？
几十年的历史证实了我的判断和看法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中国大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不仅是上述两类人“蹦跳”的舞台，也是培养这两类人的“战场”和温床。且看今日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不久一目了然吗？
那些坐在“主席台”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恰似一个个“被告”，满身负着对中国人名的“罪恶”，装模作样的坐在“主席台”上，除了他们的特权和私利，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根本不进他们的心界！六十余年的专制统治，社会运动的轨迹，时至今日如故！
批判朱教授的大会，当然没有让我产生更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从此，我更加远离“组织”，一些观点，观念不断产生或更新，我再也不会随意发表什么看法了，让它们闷在心中。这当然不是我的本性，可是我不能不这样做。我采取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避世哲学，已是不得已而为之。
参加对朱教授批判的大会，可以说是我成年后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我开始发现“组织”是违背事实的制造者和组织者，他们需要人们的撒谎，需要人们的捏造，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欺骗、撒谎、栽赃、迫害等恶劣的违背伦理道德的事，他们都允许。从而几十年的生涯，等着我的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