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座谈会很有意义，我想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谈这个“社会科学本土化跟两岸关系的未来”。我的演讲幻灯片要讲两个小时，但今天时间非常短，所以我只讲要点。
西方“韦伯理论”的谬误及影响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 - 1920)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基督新教倫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Ethic and the Spirit Capitalism)，这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是“基督新教倫理”。为什么西方会产生近代的“资本主义”？而那个时代，其它地区包括中国，为什么没产生“资本主义”，他非常关注，所以他又写了《中国的宗教：儒教跟道教》这本书。
现在如果问很多人包括在座的各位，儒教是不是宗教？百分之八十都说不是，我们已经上了洋鬼子的当了。而在西方宗教进入中国之前，利马窦来中国之前，如果问中国人，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讲儒教是宗教。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接受西方的概念，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乱七八糟的。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跟道教》这本书里面，解释当时的中国的社会、法律、政治和各种制度，他认为妨碍中国发生“资本主义”的是儒家的伦理。他认为儒家伦理只要求一个人怎么跟你的权威、父母、祖先、上司相处得很好，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 他认为这样一种坚持现实伦理秩序的儒家伦理，是不可能产生一种很进步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他说，你只是一天到晚要无条件地适应现实，你怎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呐，没有挑战力嘛。
韦伯的这本书影响非常大。但我认为这本书有两个很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我把它叫做“欧洲中心主义谬误”。什么意思呢？ 他是以基督教伦理做标准来看儒教，因此他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他认为儒教没有宗教的形态，所以不是宗教。第二错误，我们把它叫做“熔接的谬误”(Fallacy Conflation)。韦伯在找中国资料的时候是跨越时间的象度的。从汉代到清代，不管哪一个时代的资料拿来拼在一起，构成一个所谓中国的理念型或理想型(Ideal Type)。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变化很大，并不是一个共同性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谬误。 因为韦伯不懂中文，没来过中国，他用的资料都是传教士给他的“二手资料”，所以就犯了这个错误。 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这本书是西方社会科学界第一本，有系统地从社会科学角度写中国的书，所以后来形成所谓了“韦伯学派”，其影响很大。
中国也一直受韦伯理论的影响。我们很多学生去外面留学，把他的这一套理论搬回来了。这就是我们一直谈的学术界的“自我殖民”。 但是你用西方标准看中国，怎么看都不对劲。这本书出版一百年来，中国学者没有写一本书来批驳它，这简直是中国学术界之耻。 所以最近我出版的一本书叫《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批判他的内容。
破解韦伯的迷阵的《尽己与天良》
我在《尽己与天良》这本书中指出，要破解韦伯的两大错误论点，破解他的迷阵，就一定要先建构一个和他相对的社会科学理论。所以在书的第二部份我讲我们怎么建构理论来破解它。我说如果你用西方韦伯自己的标准，理性化、除魅化、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标准来看的话，中国事实上在历史上经过两次现代化了。 你必须要用现代社会科学角度重新来看儒家。我在书的第三部份讲了先秦儒家的文化型态是什么，在历史上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到了日本去以后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书的第十五章，我讲了“‘阳明学’在日本”。我特别讲了日本的例子，从这章里你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没有一个不受“阳明学”影响的，很多人是念“孟子”那一套理论出来的。甚至是打日俄战争、打台湾的那些人，也都是受到“阳明学”影响。因此儒家文化到日本后，成为帮助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助力的助力，但在中国却被认为是妨碍了中国实现现代化。
儒家文化的两次现代化
我在《尽己与天良》这本书里面谈了孔子这个人和他的特色。孔子是商的后裔。商被周灭掉以后，并没有把商人全部杀掉，他们把商人后裔封在宋国，所以孔子是宋人。 到了孔子第四代的祖先，宋国发生了动乱，他们逃到了曲阜。曲阜是现代的东夷人，也就是韩国人和日本人混居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文化非常混杂，又是商文化，又是周文化。 周文化是讲“周礼”的，是“礼”的文化。可是孔子非常了不起，他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塑造所谓“仁”的文化，就是以“仁”为主的文化。 那么这个的“仁”文化在今天的价值是什么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先期儒家这种形式的文化形态到底是什么？ 我们了解了这些你才能给它公正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孔子到五十岁以后，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他的弟子诠释《易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现代化。《易经》本来是一个占卜的书、卜卦的书，经孔子的解释之后，就变成一本修养的书 ，道德修养的书，它没有任何迷信成份。所以儒家文化的第一次的现代化，在孔子那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有一个德国历史学家叫雅思培(Karl Jaspers)，他说公元前六百年前到公元两百年这八百年之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轴枢时期”。 在这个“轴枢时期”，世界上几个独立地区出现了很多思想家，有四个人总其成。 他们是孔子、苏格拉底、佛陀、基督四个人，们的思想体系都很完整。各位请注意，现在台湾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的，他们认为台湾是多元文化，有十四个原住民民族。不是那样的，原住民的很多文化是没有文字的，因此它构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而这四个人是有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 这样就完成的理性型态，韦伯也认为那是理性的，可是跟西方的理性不一样，它被叫做“理性的顺应”，西方人叫“理性的控制”，都是理性的。 韦伯自己也承认这里面没有迷信成份，不像西方基督教之前那很迷信的，所以这是第一次的现代化。
然后，西元第一世纪，佛教进入中国，跟儒教和道教结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这样一个东亚文明维持优势将近一千年。到第二次现代化的时候，已经是宋明时期。“宋明理学”以前分两派，一派是“程朱”，一派是“陆王”。一个讲“道问学”，一个讲“尊德性”。其实一个是用现代的观点来讲“知识的建构”，另外一个讲的是“德性的实践”。两个不一样。这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的过程和内容。
台大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黄俊杰，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的思维》，讲的是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色。他说你看在我们的史书上看，从《史记》开始，都是一个故事讲完以后就是一个“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什么意思？他是用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估某一个历史事件，跟西方史书写法不一样。他把这种思维方法叫做“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s)就是 用一个具体事件来说明一个普遍的人间的道德法则。各位请注意，我们现在很多人受西方影响，老是以为西方讲的价值观是普遍性的，如果你真地把儒家的价值观搞通的话，它也是普遍性的，而且比西方的价值观更普遍。
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有个特点，讲的都是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比方说《史记》讲的是世家、本记、列传，讲的都是王侯将相，而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这样一来就会有一个误解，我们在这种文化中怎么发展出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的的原理、原则必须应用到任何一个人身上去，光讲王、侯、将、相是不够的。所以这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那么儒家主张的这种“普遍性”、“天道”和“天理”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把它讲清楚，这是“社会科学本土化”最重要的挑战。否则你就会认为它是过时的，跟西方理论不能配合的，因此西方人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
儒家哲学理论的产生发展与瓶颈
我下面就讲一下在“宋明礼学”时期的重要人物。
周敦颐。他讲“太极图说”，其实是讲儒家对世界的看法。《易经》里面的世界观，阴阳的世界观。
张载。事实上他的整个理论是要理解一个人。你的心理怎么运作，心性怎么运作的，你完全可以用他的来建构一个现代的社会科学的理论的。 可是这个是西方的思维特色，中国没有。我们中文很多东西都是语录体的，一段一段的，它没有一个系统化的思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 他是要刻画一个儒家新的模型，可是他没有办法用现代客观的这种科学理论把它建构出来，而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我在《尽己与天良》这本书里我就做了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朱熹。 朱熹也一样。“理一分殊，月印万川”，朱熹他讲的是说，中国人讲的“天理”只有一个，在各种不同情境里面，好像月亮照到河流里面去，有各种不同体现。 问题是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建构成理论？ 我们讲“五常”、“五伦”，讲仁、义、礼、智、信，那么我们怎样把它建构成社会科学理论？光在知识层面上讲是讲不清楚，我们要承认以前它是讲不清楚的。 因为它讲不清楚，所以出现了第二次“理性化”，另外一个人出来了。
王阳明。王阳明年轻的时候信了朱熹的“格物致知”，所以去格竹子，格了七天七夜什么都格不出来，格出病来了，结果他说这样不行，光讲这种从个具体的事件要了解儒家的道德，不对。儒家是讲实践的，所以它谈“知行合一”，谈“致良知”。这个传到日本去以后，跟“孟子学”传到日本去以后，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很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你可以从朱子所讲的书里面，看出他的局限。他认为“天下之事在于人，一人之事在于心，人主之心一正，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天下之事无有不邪”。这样到最后史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君王身上，老百姓不可能变成社会科学的主体。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充分吸纳西方的科学哲学，让各种不同科学哲学典范(我把它叫做“多重哲学典范”)，来建构包含我们文化理论，来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理论的特色，这样我们才能把每一个人都考虑进来，而不只是在讲帝、王、将、相。我在《尽己与天良 - 破解韦伯迷阵》里就在讲这个，讲怎么做。
中国传统文化的渐失
西方在十一世纪以后“十字军东征”。本来基督教世界是在所谓“黑暗时期”(Dark Age)，因为“十字军东征”打伊斯兰世界前后八次动员，要军队，要武力让这个基督教世界产生很大的变化。从“黑暗时期”开始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快速发展。十六世纪“启蒙运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随着这个变化往外扩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来了。很多非西方国家在欧洲的快速进步之下，开始人为刀殂，我为鱼肉，开始被他们宰制，中国也一样。
你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连战连败，那是一个羞辱的世纪，没有一个胜的。被日本打败以后，台湾割给了日本，我们今天故事就是从这来的。后来日本又把俄国又打败，让整个知识份子的信心完全失掉，这是整个近代中国最大悲剧的来源。 他们完全忘掉了日本是用儒家理论来推动它的现代化的，而我们是要把儒家整个干掉，这是个很怪的现象。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有三个意识型态，一个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弱者淘汰，适者生存。第二，怎么生存呢？ 一定要学西方的科学，也就是“科学主义”。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懂什么叫“科学”，只知道皮毛而已。 第三个就是“反传统主义”。要把科学请进来，一定要把“孔家店”打倒。 大家注意，这个怪现象在日本没发生，而在我们中国却发生了。
有个重要人物叫陈独秀，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陈独秀的一些说法，就是两极化的主张。还有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是胡适，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很重要的智囊，四九年跟着蒋介石到台湾来了之后，又开始宣扬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 政治运动一直都以“打倒传统”作为一个藉口， 当然有其它的目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批林批孔”是一个主要的口号。
台湾也一样，很奇怪啊，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各位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日本所有的老师都被遣送回去了。本来在台湾，日本采取的是殖民的政策。台湾人在台大、帝国大学，只念两科，农科和医科。我爸爸是念医科的，我祖父也是念医科的。有钱人念“医”，没钱人念“农”。“法”、“政”是不准你念的，为什么？殖民地念什么“法”、“政”啊！ 被统治者跟统治者是不一样的。
台湾光复以后，这些日本教授全部被送回去了，从大陆带来的教授填补了他们的位置。那时候老蒋带了将近两百万的人来台湾，六十万是军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文化菁英，艺术家、知识份子和在大陆要逃离共产党的知识份子，所以你现在在台湾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是从那儿来的。 然而不幸呐， 不幸呐，他们也把“五四时期”那三个意识型态，“科学主义”、“反传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带到台湾来了。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是殷乃光。殷乃光本来在大陆是替国民党“中央日报”党报写文章的。到台湾以后，看国民党不行了，就打落水狗，开始批国民党。 殷海光当年在台大讲的是“逻辑实证论”，他提倡“逻辑”，没有颜色的思想，没有价值观的思想。他认为所所有形而上学的东西都应该淘汰的。 那是一九三零年代，欧洲流行的“逻辑实证论”，其实是一个很早、很落后的一种科学观，它认为所有形而上学的东西都要淘汰的。
我在《社会科学理路》这本书里边介绍过，“逻辑实证论”早在一九六零年代就被西方判死刑了，因为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科学观，可是在台湾却非常流行， 它谈的是“科学主义”。西方的科学哲学一定讲三论： 本体论、 知识论和方法论。“本体论”是一个学者应该怎么针对我现在的研究的这个本体去建构知识。“方法论”是检验我这个知识对不对。 知识是人建构的，“本体论”是我们假设的。 华人的社会科学界，包括自认科学界， 不讲“本体论”，不讲“知识论”，只讲“方法论”。因此训练出来的博士生没有一个会思想的，更不会建构知识，只会检验西方理论的对或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台湾一样、大陆一样、香港和澳门也没有例外，都在套用西方理论。 你去注意看他们的教科书，都只讲“方法论”，不讲“本体论”，不讲“知识论”， 而那正是西方理论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怪现象。
我有一个朋友出了一本自传，讲他当年上殷乃光的课，上课前三十分钟一定先骂人，骂谁？骂“新儒家”，讲它毫无价值。但是殷乃光老年的时候反省了，发现不对了，可是来不及了，因为观点传播很广并影响非常大。
一九四九老蒋又把一批文化精英带到台湾来，所以在台湾民间生活世界里面就保有特别多的中华文化传统。 今天如果你到台湾来，你马上可以看到台湾社会，它的民间保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成份，大陆的朋友一到台湾来，就发现这里怎么比中国还中国。 大家注意喔，这是一个“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文明跟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
可是怪异的是，我们的学术界，受了双重“自我殖民”的影响，一个是全盘接收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你可以回想一下，西方的社会科学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你们念过的社会科学理论，有哪一个是讲中国文化的，有的话，请你举手告诉我，一个都没有。 你不要忘掉西方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以“个人主义”做基础而建构出来的。 华人文化根本不是“个人主义文化”，而是“关系主义文化”。你如果按照“个人主义文化”去搞，搞到最后就是灾难。
儒家文化的第三次现代化
牟宗三，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他到台湾来讲历史哲学，他说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发展，跟我所讲的三次现代化是对应的。 先秦，宋明，当代“新儒家”。 各位你注意当代“新儒家”是从大陆逃出来些文化精英在台湾、香港发展出来的，牟宗三是代表人物，很了不起。牟宗三他讲，中国要完成第三次现代化，一定要“道统”，搞清楚自己文化理念最重要道德伦理基础是什么； 然后“正统”；“学统”, 学术传统，这个学术传统必须要吸纳西方文明，建立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你才有可能真正正视传统，否则你做不到的。牟宗三把它叫做“三统并进”。
我出过一本书叫《社会科学的理路(第三版)》，我把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分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是自然科学。殷乃光所讲的东西是“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论”。现在科学的哲学主义其实已经换到“后实证主义”了，后面有很多变化。 然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诠释学”，社会科学用的。你把这五种哲学弄在一起，就可以用它做基础来建构我们的所谓的“多重哲学典范”的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科学的理路(第三版)》就是我用这种方法写出的一本书。
《社会科学的理路》这本书第一年只印了一千本，卖得很差，一年以后才卖了二十本，其实是卖不出去的。为什么卖不出去，因为大家都看不懂。每个人都看西方理论，看不懂中国理论。所以我把它翻译成英文。出版商说我这个题目人家看不懂，建议我换个题目，叫作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中国崛起，大家想了解中国的心理，换成这个题目是为了市场考量。我一听他说为了市场考量，我马上答应。 当然他们很会做广告，每一章都有摘要，然后请人来做书评。结果这本书后来卖得很好，跟着我的《儒家关系主义》这本书也卖得很好，现在已经是再版了。 再版时我在题目上加了一个这样一个小标题，《儒家关系主义 - 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 这样把哲学基础讲得更清楚。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台湾这种“学术殖民”地，华人社会“学术殖民地”的特色，你要有任何学术成就，如果西方人没有说好，中国人是不会说好，一定要西方人说 OK，他才 OK，大家请要注意这个怪现象。
今天我们在谈到“民国”、谈到“民国”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的大陆沦陷之前那段时期的学术局限。就是“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大家看事情的思维方式，思考一下我们现在该有怎么的转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未来。
在未来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政治稳定、经济稳定以后，一定会迎来第三次的现代化。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第三次的现代化？ 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看来张之洞的说法是对的。我们要搞清楚自己文化的“主体”是什么？ 价值观是什么？ 理想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可以让你的生命得到安顿？ 我们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建立儒家的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这是未来二、三十年一定会发生的事。
下面我留出十分钟让大家讨论，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
现场答问
听众问：您是主张在现代的中国和民国建立一个新的儒家学说，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一个文化的新体系，是吧？但是我个人理解，儒家文化是产生于这个农业社会，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了，在这个社会基础上面，我们已经产生了现在的政治、法律、哲学，比如说“宪政”。 但是“宪政”在大陆实行不了，之所以实行不了，就是因为它把西方的一种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讲的所谓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引伸出极端的“集权主义”政治，它完全抹杀了“宪政”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存在的可能性。我认为儒家学说是推演不出来“宪政”理论的，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对“民国”目前在台湾地区搞的宪政的现代化，感到忧心忡忡。
黄光国：请注意哦，你的问题其实已经把刚才我所讲的主要的东西重复了一次。你说“儒家”是农业社会产生出来的，而现在我们已经到工业社会了，而西方的文明是工业社会产生出来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其实是已经被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洗过脑之后的说法了，而且这是“五四”以来大家的一个普遍的说法。
第一，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刚才在演讲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儒家学说到日本去以后，它帮助日本实现了现代化，而不是妨碍他们的现代化。我在《儒家关系主义》那本书里面特别有一章讲“武士刀与算盘”。 什么意思呢？ 各位知道，在日本接受“阳明学”的那一票人，不只是推动“明治维新”的那些人物，还有企业界很重要的人，其中有个人叫涩泽荣一，在书里面讲他的故事，他很了不起人。那个时候他“幕府”派他到法国去参加博览会， 他到法国去以后，看到欧洲那么进步大吃一惊，开始学法文，并停留在法国二、三年，在法国干嘛？他参观他们的银行、军队和各种现代设施。 回到日本去以时，“幕府”已经被打倒了，“明治政府”建立了，他进入到“明治政府”的“大蔵省”当少辅，“大蔵省”就是日本的经济部。 他认为要日本实现近代化，一定要提倡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论语与算盘”。 涩泽荣一认为任何一个经济活动，没有道德是不可能进行的。 在东亚社会你不可能把西方个人主义的道德观移植进来，不可能。 他认为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日本，一定要把“论语”与“算盘”两个综合在一起。
所以你刚才提问的那个说法，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为什么？都是“五四时期”的那个思想嘛！完全没有搞清楚儒家是什么，就说儒家是落后的等等，跟韦柏的说法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本体，谈什么政治改革，都是乱七八糟，这是台湾的经验。
听众问：您如何看待现在以北京声称的所谓“大国崛起”、“北京共识”与习近平的“中国梦”为标志的这个政治文化现象，谢谢。
黄光国：“大国崛起”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基本上跟刚才我所讲的其实是一样的，它是用西方的很多科技硬把它移进来这样地撑起来的。可是你不要忘掉它那个整个社会的后面撑起的价值观，是很中国传统的。大陆现在面临的危机，基本上也在这个中西文化的冲突之上。我先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到青岛去参观你们的一个“海军博物馆”，那里面展示陈列的东西不全是旧的呀！有新的呀！我就问他们那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这个是跟人家买最新的东西拆开，就是所谓“逆向工程”，就是看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倒过来做的。 我重新设计，做出来比你的东西更好，然后就把买进来的这些新的武器摆在“海军博物馆”里展示。各位你注意，这就是他撑起来的一个力量，什么意思？“山寨版”嘛！我刚刚讲过，你没有办法掌握住人家的科学哲学，真正的“本体论”、“知识论”的特色，而只会用方法，你搞什么，我比你更好，我就这样搞嘛。我们可以搞出很多“山寨版”来，但是真正的精神你学不来。
各位请你不要忘掉，我刚才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立论，东方文明，“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文明，你没有真正的把它搞清楚的话，跟中西文明的这个对立，你搞不清楚，你没有办法真正地吸纳西方文明，因为此你没有办法真正创造。所以那个“大国崛起”，它的底气很弱，不会是很扎实的，因为你自己没有创造嘛！
我在《社会科学理路(第三版)》这本书里边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到国外去念书，不管你念哪一个领域，最后他给你的学位一定是哲学博士(PHD - Doctor of Philosophy)，为什么？ 因为西方的整个创造力是以它的哲学作基础的。 我们很多人自己也弄一个 PHD 的头衔印在名片上，但是却搞不懂西方的哲学，搞不清楚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到底是怎么演变来的，那哪会有创造力呀！ 你们叫作“山寨版”，台湾叫作“海盗版”啦，因为你们靠山吃山，我们靠海吃海呀！其实是拿人家的东西嘛。你不讲“本体论”，不讲“知识论”，不懂得如何“建构知识”，而只会套人家方法，就只会成这个样子。
听众问：您认为这个盗版是不是东方文化的缺点？ 因为是东方人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西方人的东西？
黄光国：你要那样讲也是可以讲的通的，因为急嘛，因为我想发财嘛，因为我想要升官嘛，我想要干嘛。比方说像我刚所讲的，台湾学术界很多人都在制造这个，我叫“垃圾论文”嘛，为什么？因为政府的鼓励。 然后这些用“垃圾论文”就可以去跟政府领奬金嘛。大陆也一样，比我们台湾更厉害哦，结果是这个整个文化都是在制造一些垃圾嘛，也就是“山寨版”嘛。 这其实是个最严重的问题，你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也不知道西方文化的特色，而只是学表面，那么问题来了，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文化特色，自己的文化是什么优点、是什么缺点，都要搞清楚，缺点你要承认，优点有没有？有，不是没有，对缺点要客观来看自己的文化，而不是简单地讲“打倒”。
另外，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文化的载体在语言。你用他的语言跟人交流的时候，你已经在不知不觉受他的影响了，文化是永远也打不倒的，所以你非得把它的文化搞清楚不可。我们常常讲“打倒孔家店”，你今天看你打倒了没有？ 我到山东去参观，看到很多的碑都碎裂过，当然现在用水泥又糊起来，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不对劲，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你还是没把它的文化内涵搞清楚。
前台湾立法委员钱达：我们这里有很多学者都是大陆出来的。很多朋友大概对黄光国教授不是很熟悉，我简单几句话介绍一下。 黄光国教授是道地的台湾人，但黄光国教授是出生在中国。 他的父亲是溥仪的御医，他是个遗腹子，他没有见过他父亲，从小就跟着母亲颠沛流离，最后来到台湾。
但是黄光国教授不但是台大心理系的，担任过台大心理系的系主任，担任过“亚洲心理学会”的会长。 虽然黄光国教授是心理学系的，但是他在中西方文化方面知识，对于中华文化的研究，真是学贯中西。前两年我去拜访黄光国教授的时候，黄光国教授跟我讲，当西方的文明正在衰退的时候，在过去几年当中，有好几位西方顶尖大学的学者，学校派学者来给他作专访，因为看得出来西方的学者，他们发现西方的文明出问题了，他们在中华文化当中在寻找有没有什么元素，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觉得黄光国教授所提出的理论正是帮我们中华文化提出来一个新的观念。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明优秀，但我们看到西方文明当中的缺点，我们中华文化正可以补救，在未来的人类文明新的发展当中，一定是中西文化的优质面进行结合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而我认为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就是最早发现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能够结合，而创造优质文化的一个理念。
【黄光国简介】
黄光国，台北市人，出生于1945年11月6日。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致力于结合东、西文化，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发展本土社会心理学。着有《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民粹亡台论》、《教改错在哪里？》、《社会科学的理路》、《一中两宪：两岸和平的起点》、《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伦理疗愈与德性领导的后现代智慧》，《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Linking Science to Culture The Third Wave of Psychology (连结科学与文化：心理学的第三波)》以及中英文学术论文一百余篇，曾获得国科会杰出研究奖三次、优良研究奖十余次、教育部国家讲座两次。曾任国科会特约研究员、亚洲心理学会会长、国科会卓越计画主持人，目前为海峡交流基金会顾问及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大学终身特聘教授，台大讲座、杰出人才讲座及教育部国家讲座教授，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