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军未达到目地使用禁药，运动员的身体被严重摧残（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8月12日讯】当中国运动员夺得奥运金牌时，更多的国人已经不像几十年前，十几年前那样盲目的“自豪”、“骄傲”，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理性、清醒的声音。关于这届奥运会，网友有这样的评论：
“除了相关领导，已经没有几个人在意得了几枚金牌。”
“忽视全民的身体健康，把大量的财力放在争金牌上是不是本末倒置？”
“全国还有一亿的贫困人口，在这上（奥运夺金）花这么多钱是否值得？”
…… ……
翻看大陆的各大网站，像这样的言论已经是网民的主流看法。
“举国体制”带着邪恶的共产基因
“举国体制”，是指调动全社会资力、物力操练少数菁英运动员，尽最大力量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奖牌的做法。因国家的绝对控制垄断能力及用之不竭的财力，将与其实际国力、人民身体素质、体育水平不相符的国家在很短时间内送上国际竞技高峰。
举国体制由前苏联在1950年代创建，后为绝大多数共产极权国家仿效，包括前东德、罗马尼亚和中国等。这种唯奥运金牌是尚的功利体制下的体育制度，与普世体育自由精神相违背。
举国体制的弊端包括：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不顾国民体育与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要；数十万计运动员成为牺牲品，很多人因运动过量成为残废， 或因缺乏文化无以谋生；道德沦丧，使用禁药。中国也存在类似现象，例如女子泳队和田径马家军都被发现使用禁药，而她们也都是官方行为的牺牲品。
“举国体制”下，兴奋剂问题泛滥，运动员身体受到无端伤害
1970～1980年代，苏维埃政府体育委员会命令数个研究机构研发“体能增强辅助品”，并“提高它们能在奥运会上使用的可能性”。国立乌克兰体育 大学运动生物学研究所前负责人卡连斯基说：“在那个年代，运动项目的生物学和药理学研究是苏联体育的重要发展方向。组织、资助我们完成这些研究的都是一些 上面下发的秘密指令。所有人，包括官员、教练、随队医生、医药学家都处在巨大压力下。党对我们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是要制造冠军。”
苏联1970年代就研发出“自采血兴奋剂”，并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大肆使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直到21世纪才开 始用检测血红细胞含量的方式辨别，但因检测方式价格昂贵至今没有大面积推广。1989年汉城奥运会，苏联更在60公里外花250万美元建立船上秘密实验 室。所有运动员的药检样本上交前，都会先送到这里。如果不能过关，运动员就会“被受伤”而退出比赛。
在2012年，一名曾经担任过中国体操队首席医生的女士星期五对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透露，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是中国官方的政策，官方将之称为“科学训练”的一部分。
她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运动员使用类固醇和人体生长激素的现象十分普遍，运动员必须接受这种做法，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被注射了什么，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医务人员被排斥。”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表示：
“不这样就不足以崛起，跟它其他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经济上是这样，在政治上是这样，在体育上也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在民 主国家，在奥运精神为体育主导的这样一些国家里面，基本上他们是属于个人行为，很有限，而且受到严格监督。检查出来以后处罚也非常严厉，整个社会已经形成 了一种机制。而在中国几乎是这个文明社会以外的一块飞地，这些机制管不到它，这既有政治制度、社会观念，也有技术方面的原因。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体制不 变，它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是一种政府行为，而且是为了一种强大的、强烈的政治目的，这个跟西方运动员是完全不一样的。”
至于说药物对运动员的副作用、危害、伤害，这个“体制”是从来不会去考虑的。
“举国体制”下，退役运动员处境悲凉
近几年，退役运动员的不堪处境常见于报纸、网络，如原举重运动员黄燕兰、邹春兰，原足球运动员郝卫东，原跳水运动员唐颖等等。
据《武汉晚报》报导，目前中国大陆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每年至少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其中40%左右退役即待业，得到“妥善安置”的只有区区千人左右，其他的都只能进行所谓“一次性补偿”。
报导中称，正是因为中国补偿机制的严重缺位，大部分退役运动员才变得穷困潦倒。
《北京晨报》曾报导，中国有30万退役运动员，近80%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的困扰，急需社会援助。
中国运动员制度属于金字塔模式，能登上塔尖的毕竟是少数人，大部分都是塔基，体校里几百个人有可能才会出一两个世界冠军，那些没取得太大成绩，又没有文化的运动员退役后的处境艰难。
除了就业难，另一个困扰退役运动员的就是伤病，金牌战略使一些教练员在训练时往往不顾科学规律，超强度训练，据统计，中国有些专案的训练时间几乎是国外同等专案训练时间的两倍，使得很多运动员伤病缠身，提前退役。
这些退役的运动员，在他们运动的职业生涯，都曾取得过骄人的战绩，为人羡慕，但是离开赛场后，艰难的生活鲜为人知。
民众对“举国体制”的质疑，就是对中共的质疑，为了凸显其“伟光正”，牺牲的是广大民众的大众体育权利，牺牲的是无数无名运动员的健康、自由、尊严与选择命运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