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辑者。他说：“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都对自身品德的修养特别重视，司马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铁肩担道义的决心和毅力鼓舞着后人。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传》，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懂得珍惜时间，从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十五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凡历代典籍故事、经书等，只要涉猎了，就一定把它弄通了不可。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有一次，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将胡核去皮，他姐姐问他是谁做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剥皮的，父亲责备他小孩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马光自此便不再说谎。他小时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时，一个据说名叫上官尚光的小孩不小心掉进水缸里，其它小孩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块大石头，砸破水缸，救了小孩的故事。在当时的东京（今开封）、洛阳一带就有人把这个故事画成《小儿击瓮图》广为流传。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机智勇敢，传为千古佳话。
“天者，万物之父也”
司马光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但他非常谦虚谨慎，从不骄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他博古通今，通晓天文、地理、哲学、音乐、律历等，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擅长。他敬信天命，尊崇道德，写道：“天者，万物之父也”（《致知在格物论》）、“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迂书•士则》），他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们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对诚意、正心的观点是“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论》）。
司马光的人才论
司马光倡导以儒家思想治世，认为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他上疏阐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愚贤，辨是非”；所谓武，即“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关于人才的论述，他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君子正心诚意
司马光认为诚意、正心是对实践道义的“君子”、“贤人”的基本要求。他终生力行于一个“诚”字，为人处事言行一致，待人以诚。如他居洛阳时，曾派人去卖他家里的一匹马，替他卖马的人临走时，他嘱咐说：“此马夏天有病，若有买者，事先告诉他。”（《宋人轶事汇编》）此事后来被人传为美谈。司马光晚年时，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经验，他评价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问心无愧，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心胸如此坦荡，行为如此磊落，怎样说就怎样做，只要认为是应该做的，就坚决做到底。司马光对“正心”的理解是：“凡百事之成也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学者所以求治心者，学虽多，而心不治，安以学为”。
俭德修身
司马光一生以俭朴自律，他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他从小就不喜华靡，以后身居高位，仍然如此，“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宋人轶事汇编》）。他还给儿子司马康写了《训俭示康》，教育儿子“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读书人应志于真理，充实道德，不追求外在浮华”。司马康秉承父德，其为人、治学皆酷似其父，当时，京洛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可为人师表者，司马父子也”。司马光的品德天下闻名，百姓们都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当地的风俗因受其影响也为之一变。人们莫不崇尚名节，而羞于谈论钱财利害；人人都有廉耻的观念，知道有所警惕，不敢为非作歹了。就是后生小辈想要做一件事情，也必定会互相地提醒说：“千万别做坏事啊！恐怕会被司马光知道，那就糟了啊！”司马光随便走到哪里，在路上看到他的人，都表示欢欣庆幸。他出外办事时，读书人和百姓们看到他，没有一个人不是急急忙忙地跑上前欢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