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一句话，得罪所有元老。(网络图片)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许日益高涨，中国社会走到了历史巨变的一个十字路口。1986年年底，曾经主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邓小平，却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全力支持中共党内左派势力发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国人刚刚看到的一点“小阳春”希望迅速破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顶着“放任学潮”的罪名被迫辞职。
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赵紫阳高级幕僚鲍彤的秘书吴伟在《领导者》杂志第46期，发表的《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一文，详细回顾了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往事。
文章回忆，1986年是基层选举年。已经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燃起了政治热情的学生们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学潮因此爆发。
12月初，从安徽开始爆发的学潮很快就蔓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在这次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
在这次学潮初起时，12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当时形势做了三点估计。其中他表示，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这需要执政者要有相当的本领来驾驭这个局面。他提出的观点是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
12月中旬以后，学潮继续蔓延而且声势越来越大。面对这种情况，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发生变化。
同时，学潮的进一步发展也加剧了中共党内的一些元老和中共“理论家”们对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太“手软”。
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该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批评“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
文章表示，邓小平和中共的“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
据杨继绳在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披露，赵紫阳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他认为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上文提到的胡耀邦在“反自由化”这个问题的态度，不像中共老人集团所希望的那么“坚决”；引发邓小平不再信任胡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
1985年5月胡耀邦曾接受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一次长达两小时的访谈。在陆的提问下，胡耀邦谈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情况。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吴伟在文章中分析称，胡耀邦的这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文章回忆称，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中共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让他们不得不“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在受到“反自由化不力”严厉指责后，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份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经过反复思考，1月2日，胡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