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践踏言论出版自由。(网络图片)
党天下不仅意味着一党专政，而且意味着执政党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国家的大小事情都必须听其发号施令，都必须由它说了算，它的意志至高无上。
1920年10月11日，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一张便条上直白的写道：“只要以整个中央的名义声明（并论证）以下几点就够了：──无产阶级=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
在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更是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曾指示说，“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
就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指出的那样，在列宁生前，“党的机关才成了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和执行机关。党的意志，它的‘权欲’和它的权威几乎像康德所说的一样，是无上命令（但是没有无上命令的道德实体），是国家的绝对法律，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列宁创立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还是后起的法西斯主义极权制度，都希冀把自己的政权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隙缝，不留任何死角，但前者达到的控制水平——不管是控制的力度还是控制的广度与深度，都是后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制度充其量只是全面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生活，部分控制了社会的经济和精神生活，而列宁式的极权制度则是无所不包的“一把抓”。
在这种极权体制下，党不仅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而且这种控制的力度和深度也远远超过了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制度。
一、列宁式的极权制度对政权的绝对控制。
那么列宁是如何操纵布尔什维克党实施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的呢？
如果我们把这种控制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对政治生活的控制，而对政治生活的控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对政权的控制。
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控制首先体现为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按照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说法：“党决定国家发展的总的前途，保证对人民创造性的活动实行科学的领导，使人民争取实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斗争具有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和目标明确的性质”。这个提法虽然出自斯大林之手，但同样也是列宁时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
列宁生前，是凡关系到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一切重大事宜，无论是解散立宪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还是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等等，都不是政府决定的，而是中央委员会拍板的。
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控制也体现为党负责选拔和任免官员，特别是高层干部。这是党控制政治权力必不可少的组织手段。
1920年半年间俄共（布）中央就任命了37,547名“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政委”。1920年8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决议提出，“全党的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通过对担任重要职务的高层官员进行预先审查、选拔推荐、批准任命，党的领导机关便自上而下控制了整个国家所有领域官员的任命。
最后，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控制还体现为它的监督和检查职能。列宁说过，在组织方面，党的领导主要是选拔官员和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可见，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控制囊括了政治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既包括了政治领导，也包括了组织领导，可谓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以至于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地步。
二、列宁式的极权制度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控制。
列宁式的极权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极权制度高度相似的一点在于，两者都牢牢的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前者远胜于后者一筹的是，它不但牢牢的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且还牢牢的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没做到的，列宁早就做到了。
为了巩固刚到手的政权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十月政变后第二天，列宁便指示苏维埃新政权接管了国家银行。1917年12月27日，列宁又起草了《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并在当日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
根据列宁的意见，这一天，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和《关于检查银行钢制保险箱的法令》，宣布将所有私营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至1918年1月20日，全国各城市的私人银行均被苏维埃政权没收和接管。至此，苏维埃国家银行国有化的任务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铁路、商船、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遵照列宁的指示，苏维埃政权很快接管了官办铁路。1918年1月31日，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的问题，并形成了正式法令。这一法令付诸实施半年，便将13754艘河运船只和2476艘海运船只收归国有。到1918年5月，300家大工业企业也实现了国有化。
在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春这段时期里，通过对银行、铁路、商船、大工业企业等实行国有化，苏维埃政权很快便控制了整个俄国的经济命脉。
1918年3月3日，苏维埃政府与德、奥、保、土四国同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此后，俄国爆发了一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战。面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和英、美、日、法的反对，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在对银行、铁路、商船、大工业企业等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加强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撇开市场，建立高度集中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体制，采取纯粹军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组织和控制社会经济。而通过这些措施，它也确实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将全国所有的原料、物资和人力资源成功的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到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时，作为内战时期非常措施的战时共产主义不但没有因非常时期的结束而收缩，反而还进一步加强了。如余粮收集制扩大到了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国有化由大中企业推广到了广大小企业，进一步取缔一切私人贸易活动等等。
三、列宁式的极权制度对国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控制。
在列宁式极权制度下，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全面控制着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同样也全面控制着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什么是精神文化生活？简单的讲，如同物质生活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一样，精神文化生活其实也就是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控制住了，也就控制住了这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与民主制度截然不同，在列宁式极权制度下，人们可以生产传播和消费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不能生产传播和消费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不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而取决于党的意志，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决定权完全操在党的手里，人们毫无自由可言。
讲的更具体点，按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旨意与要求，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就像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一样，也必须自觉服从党的领导，积极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只有服从党的领导的，与官方意识形态一致的，能够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精神文化产品，其生产传播和消费才是党和政府允许与提倡的；反之，对于那些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不能够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精神文化产品，党和政府不但一律禁止其生产传播和消费，而且还要予以严厉打击。
列宁把这叫作“党性原则”，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讲，也就是政治挂帅。
以书报的出版发行和阅读为例。在俄国，出版界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作为“出版自由之最热烈的保卫者”，布尔什维克历来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
在沙皇时代，列宁不但发表了大量抨击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而且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特别喜欢的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出版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他还曾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
谁料列宁刚一上台，“革命母亲”就成了新政权的“刀下鬼”。
1917年11月8日，十月政变后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发布命令，查禁八种“资产阶级报刊”，并通过专门决议，暂时禁止所有资产阶级报刊。
11月9日，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又亟不可待的颁布了《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书报检查制度。这项法令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其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一星期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查禁资产阶级报刊。
紧接着，苏维埃政权又将出版业国有化，约有1,000家造纸厂和印刷厂被全部收归国有，到1920年国营出版社的比例已达到92.4%。当时所有的商店都接到上级的通知，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
内战爆发后，苏维埃政权对新闻与书报检查的行政管制就更严了。列宁强调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对出版业要“拉紧缰绳”，警惕那些“用写作为白卫组织打掩护”的“当代农奴主的刊物”。那个时候，尽管孟什维克放弃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不计前嫌与其联手共同反对“白卫势力”，但苏维埃政府对孟什维克的出版物仍严令禁止，不允许他们“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
十月政变后颁布的《关于出版的法令》曾申明，取缔各色各样反革命刊物只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充分自由。”
但事实上内战结束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但没有兑现自己当年的这一诺言，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出版界的管控。
为此，1922年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出版总局，其明确职能主要便是规范和管理私人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预审各种出版著作和期刊，并作政治上把关等等。
名曰“出版总局”，实际上其实是“查禁总局”，管辖的事情甚至比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厅”还要宽泛、还要严厉。
当时判断作家的官方标准，就是看他对红色政权的态度。20年代，只有别德内、绥拉莫维奇、马雅可夫斯基、布留索夫、勃洛克等少数几个作家的创作被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可以出版的，其他作家的创作以及沙俄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在“被禁”之列，连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在“禁书”的名单上，如果在市面上销售这类“黑货”，不但要被没收，还要受处罚。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践踏言论出版自由的倒行逆施，就连被列宁称作“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的高尔基都看不下去了，甚至不惜以放弃俄国国籍相抗议。
高尔基质问说：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