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饥荒中被饿死街头的中国农民。（网络图片）
对于四川大饥荒中死人的情况，杨尚昆追问廖伯康：“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饥饿的四川农村触目惊心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信中指出：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与此同时，中央还调派了万名干部下乡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也下乡参加运动，并担任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从工作团的口中知道的，说的是农村的一个老头儿，亲人都饿死了，只带着一个孙女儿活着。那年月的邻居爱管“闲事”，好久没看见那孙女出来玩，就去报了案。派出所的同志到老头屋里屋外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孙女的影子。临出门的时候，有人随手揭起了锅盖，才发现锅里骇然煮着一只小胳膊和一只小腿儿孙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经被她爷爷那些天“慢慢省着”吃掉了！这件事情令全县震惊，也让公安局很为难，最后决定，逮捕老头，但没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劳的人民，在解放已经十多年的“大好形势”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高调下，老百姓竟然饿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可是一个问题在工作团的干部们心里展开了：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还比较“先进”，死人比较少。究竟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还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工作团的许多干部都是早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这些思考早在“大跃进”之初就有人开始了，并且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虽然遭到高层的强硬压制，可依然在全党各个层面蔓延开来。
上报中央的《综合简报》被扣下来了！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知中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当前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市召开全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在会上，许多人对当时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家认为，四川这些年大量饿死人，与省委提出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量往外调粮有直接关系。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省这几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这些情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省委给大家一个说法。有人说，近年来四川非正常死亡这么多人，省里却不敢正视现实，共产党员对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痛心。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和中央就开始纠正“五风”，以后又陆续作了很多讲话。对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就传达，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拒不执行，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动不动就把一些普通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原则上去，运动不断。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他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不但没有制止错误，反而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中犯了一点错误就斗臭、斗透、斗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1957年以后就不同了，省委主要领导大搞“一言堂”，谁提了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下面的人都不敢讲真话。
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作了总结，他以自己的党性向与会者作了两条保证：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如实向中央反映；第二，对提意见的同志决不打击报复。
重庆全委会后，部分代表们又到成都参加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再次把意见全盘托出。廖伯康根据重庆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记录，搞出了一个《综合简报》送给任白戈，请他向省委和中央汇报。一次偶然的机会，廖伯康发现自己整理的这份《综合简报》没有用上报中央的红色刊头，用的是只限发到省委常委（不上报也不下发）的绿色刊头。他心里一凉：重庆的《综合简报》被省里捂住了，没能上报到中央，省内也只有几个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证落了空。后来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看了这份《综合简报》，加上重庆小组的发言，吃惊不小，便批了个“此件只发常委”。
重庆市团委向毛泽东告状
由于中央“七千人会议”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196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副团长、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告诉廖伯康：江北县还在饿死人。也在这个时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死人都没有人埋，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人，这些埋人的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给18个省、市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还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当年的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于克书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出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委常委会时，他悄悄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后顺手递给李止舟，说：“你看这封信写得怎样？”
李止舟看后说：“没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令人震惊！四川饿死了一千万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桌上很丰富，引起廖伯康无限的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
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李井泉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后来，廖伯康在与杨尚昆的谈话中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