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我要去美国看我女儿，她在美国读书，去美领馆签证，女儿说：美方要求我写一份简历，从中学时代写起，突然回想起往事，虽然事情也过去半个多世纪，回想起来，仿佛是昨天，泪水情不自禁流下……，朋友们看后，戏称是“世界上最悲伤的简历”。
这是我自己写的简历，没任何人帮我！有的朋友说：可能美国政府会不给我签证，我想美国是个很民主的国家，不会记前嫌吧！我都是70岁的人了，还能做什么呢？能去就去，去不了也没有什么！
我没有读过中学，只读到小学5年级，那时家里成份不好。
我父亲段可君，川军，国民党团长，抗日的，没有打过共产党，1943年长沙保卫战中受伤退役，1950年，因是国民党，被判处劳改，我们也成反革命家属，我们5兄弟也成了狗崽子，3个哥哥要大些，他们自己出去找饭吃，就剩下妈妈和我们2兄弟，家里失去了顶梁柱。
妈妈刘云光，一个家庭妇女能做什么，还要带我们2兄弟，家里生活困难，妈妈生病了，加之妈妈给别人带了个小奶娃，就靠给别人带娃娃维持生活。
我辍学了，每天要背上小奶娃去被服厂喂奶，小奶娃的妈妈在那里上班，每天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那时我才11岁，就这样，我一直在家里帮助妈妈做一些可做的事情。
更困难的日子在60年代来了，在3年“自然灾害”里，爸爸饿死在监狱里，妈妈去了10几里路外的地方给别人当保姆，（川师），家里就我和弟弟，弟弟读书，我就做饭，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到后来日子更艰幸，我们都快饿死了，那时我15岁了。
在16岁我认识了我们街坊的X人，我在他那里学会了“涂改布票”，在那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里，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我用5寸的布票涂改成5尺，1962年涂改布票50丈，1963年涂改38丈，共计人民币140元钱。
后来被抓住，在1963年2月19日，我被判处“劳动教养”3年，当时我才16岁。我实际出生是1946年，他们为了要判我，怕上面不批，把我的出生年龄改为1945年，就18岁了，就可以判我了（这是后来知道的）。
在1966年解除了劳动教养，我20岁。由于文化大革命，说我们是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就留下在劳教队里就业，实际上同样当犯人一样的管理我们，失去自由，苦得我都想自杀了。到了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我于1978年才获得自由。
为了活命，共涂改了85丈布票，获取人民币140元钱，判的3年劳动教养，整整关了我15年，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想起都流泪……1978年回家后，开头做临时工，1980年我的姑姑介绍我参加了正式工作“成都团结电动机厂”，2000年退休。在1986年我结了婚，女方是农村，郑素琼，她生病，于1987年初去世，在1992经别人介绍和502厂工人吴应玲结婚，因在孩子问题上，我们于2008年离婚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