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中国人权律师滕彪（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6月22日讯】二○一六年三月十四日，日内瓦。我在联合国万国宫参加研讨会，纪念维权人士曹顺利被迫害致死两周年，免不了愤怒声讨中共黑帮。当天收到这样一封邮件：
滕老师：经法学院分党委批准，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党支部定于二○一六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二点在我校学院路校区二一一教室举行支部大会，就滕彪自行脱党问题作出决议，特此通知您参加。
落款是“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律师学党支部”。
我没法参加这个党会，但觉得有必要向党“交心”。党要给我一个说法，我先给党一个说法。
我先给党一个说法
几乎每一个生在所谓新中国、长在所谓红旗下的中国孩子，都对“共产党”充满无限的“热爱与崇拜”。在无数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冲在最前面的总是“共产党员”：铁轨上救儿童的、战场上堵枪眼的、为救集体物资淹死在粪坑的、手托炸药炸死中国同胞的，就算不是共产党员，临死前也必须掏出一封“入党志愿书”；就算掏不出来，也会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一个脑残对共产党的疯狂热爱，不是一天两天培养起来的。这里面凝结了无数作家、灵魂工程师、政治辅导员、历史编造家、影视工作者、音乐人、脑残家长的心血、激情和想像力。
共产党员是地球上极为特殊的物种，他们掌握的是“宇宙真理”、历史规律、人类终极理想，要实现的是“人间天堂”、共产主义，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大义灭亲视死如归”、不信神灵不怕报应、万众一心万众一脑、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为了党性泯灭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党员都是身心“无比纯洁的圣徒”。一旦有杀人犯、贪污腐败分子、叛国者、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且放松思想政治学习的坏分子混入党内，一定会被发现并且开除出党、被扔回群众队伍，这样就保证了党员队伍的绝对“纯洁性”和“先进性”，也同时保证了群众队伍的不纯洁性和落后性。党每犯一次错误都证明了党有“超强的纠错能力”、证明了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党如此热衷于反错误的原因。
我就是中共教（Xi）育（nao）系统效果显著的一个例子。从小学、中学到考入北大，我都是最听话的学生，从不顶撞老师，不看手抄本，不旷课，不打架，成绩好，“思想红”。“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之类的奖状得了一堆──也就是说，我基本被毁了。我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过。一个出生于文革后期，挣扎着维持生存的农村孩子，考大学几乎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没课外读物，没钱旅游，也没机会遇到非脑残，因此成为脑残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摆脱脑残状态的过程，艰难、复杂而微妙。这可以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横跨极权心理学、洗脑谱系学、教育人类学、知识社会学和政治传播学。可中国博士不敢写，写了也通不过审查，通过了审查也找不到工作。就我个人而言，影响因素有北大、一些教授、一些同窗、一些书籍、一些地下电影、一些事件。这一段暂时省略过去，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没参加入党宣誓
终于说到入党。有同学上大学后第一个星期就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就被批了。在小学中学，“最优秀的”孩子才能先入少先队和共青团，思想落后的要往后排。我虽脑残，但比起来自全国各地来的优（nao）秀（can）孩子，就不算啥了，于是自动放弃了入党的竞争。本科快毕业时听说党票有用，不少工作单位，政府机关啊、国企啊、高校啊，都只招党员或优先招党员，我有些着急，但下手也晚了。还是那些先写申请书的有长远眼光啊。
读研期间，竞争没那么激烈了，事实上，不入党的“后进分子”已经不多了。支部让我写申请书，我看出了那意思：一来表达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二来，你是北大人才，你不入党为党服务，对党有意见吗？你想为谁服务？──我也就半推半就了。一方面，我那时已经处在快速觉悟的阶段，对党已经由爱转恨；但另一方面，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因为相信共产主义而入党的，而两年后面临找工作，入一下也没什么坏处，也用不着有什么精神负担；经济负担就是每个月少吃几个鸡腿交党费而已。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看来相当“乃意无”（英文谐音，天真）的想法：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常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带着反党的光荣使命混进党组织的。
于是就找了个入党申请书的模板一抄，就这样匆匆落了草。但我发誓，我没参加入党宣誓。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大约四五十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之前，领导说，今天电视台的也来了，要到静园草坪拍摄宣誓场面，我对此极为厌恶，就开溜了。
党性与人性决然对立
总之，在入党之前，我就已经对党的组织方式、话语风格、思想系统之类产生疏离和敌意。有人要骂我：你既然知道六四屠杀，还要去入党，这如何交待？我老实交待：这我没法交待过去，这是我难以洗刷的人生污点，让我在那些从来没动过入党念头的前辈和同龄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要是有这样的同仁当面斥责，我一定脱光上衣多喝三杯。
现在说一下那个天真的想法：入党可以有机会在党内改造党甚至反对党，但我党罪行累累，无意转变，也不敢转变，至今仍在邪路上越走越远。更重要的是，摆脱了脑残状态的我认识到（对于像我这样十八岁仍是脑残的人来说，克服红毒需要一生努力）：这个党的生存法则是逆淘汰，有原则、有独立精神、不同流合污的人在党内基本是没有机会的。能爬到高位的，基本上是有背景的、会搞关系的、敢腐败的、敢撒谎的、敢下跪的、敢开枪的。政绩什么的都在其次。因此一个真诚的人想要在这个体制内爬到高位，不但可能性极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用马克思的“经典概念”说，早就被“异化”了，等成了局长省长，人性早被党性侵蚀殆尽；“爬”这个字也形象说明了这个过程中，无法直立行走。你成了体制的一分子，你的一切都来自专制政权，你不可能不在爬升的道路上参与罪恶，不可能不尽力维护党国体制。退一万步说，就算熬成了局长省长，这个级别也不具备挑战专制政权的能力和机会。这里要表扬一下党媒千龙网，他们批判反动党员任志强说“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党性与人性决然对立，党媒如此直率大胆，实属罕见。
我的退党之心在一九九七年入党之后没多久就产生了。一九九八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党的异议人士被大规模抓捕判刑的事情我当时并不知道，但一九九九年运动式的疯狂迫害法轮功，却是要人人过关。眼睛不瞎的人天天看到的社会现实：强制拆迁，酷刑，黑监狱，腐败，冤案，官黑勾结，操控选举，滥杀无辜，强制堕胎，宗教迫害，文字狱，五毛，城管，秘密警察，网络封锁，豆腐渣，毒奶粉，毒疫苗……我越了解这个匪帮的种种恶行，颠覆政权的念头就越强烈。有一次和廖亦武酒后聊天，我说我和党结下的梁子，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审美的。廖胡子当然有同感。党的一切都太丑了，从政治局的报告到酒桌上官员的举止，从辩证法到刀斧旗，从新闻联播腔到日报社论体，从官方塑造的文艺形象到党员样板，从春晚到红歌广场舞，都乖张、血腥、肉麻、粗鄙至极。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参加几乎每一次党组织生活。身体虽在贼营，精神早已起义。
二○○三年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觉得机会终于来了。北大通知我交接组织关系，我拒绝办理，也不再交党费，以为这样就自行与党脱鈎了。没想到一年后，法大法学院党支部又向我要党费，我说我不是脱离党组织了吗？她说，怎么可能？组织自动接上头了，你还是把党费交了吧。我心里一惊，但回复说，我不交。小姑娘没听明白。我解释说，你跟上边讲，我不交党费，也好几年不参加组织生活了，我想用这种方式退党。
当时法轮功在闹“三退”（编者注，法轮功学员的劝三退浪潮是从2004年底，2005年才开始的），我退党虽然和他们没关系，但刚被央视评为“二○○三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一个大学教师和法轮功一起闹退党，在党看来大概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于是校党委和法学院党委紧急加强了对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攻心。当时的情势是，我如果公开退党，好不容易找到的大学教职恐怕保不住了，于是只好答应不公开退党。但我仍不参加党的任何活动，至于党费，好像是从工资或补贴里被扣除了。
民间对党员的心理认同已经悄然剧变
二○○三年开始我一直不停折腾，孙志刚，公盟，陈光诚，高智晟，胡佳，法轮功，黑砖窑，毒奶粉，北京律协直选，○八宪章，西藏三一四报告，二○○九年北京知识分子纪念六四，二○一○年福建三网民，二○一一年茉莉花，二○一二年新公民运动，二○一四年香港维园演讲……党不爽的事情，我总喜欢插一下。党待我其实也“不薄”：从媒体封杀、停课、软禁、吊销律师证、没收护照，到开除、五毛抹黑、绑架、失踪、酷刑、株连家人。我自绝于党的道路，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现在突然收到这么一封email，提醒我原来跟党还在发生著不正当关系啊。对党员和党的正当关系，我是这么理解的：党员有权投票直选各级书记和总书记；应该知道交的党费花哪儿去了，是不是被贪污了或者拿去做坏事了；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但应该是通过和友党竞争选票的方式，而不是把友党党员关到监狱里去，这样赢了也太没面子……。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到底有没有一个党员和它发生正当关系。也许新婚之夜抄党章的那对儿重口味的奇葩除外。
几个月来，党一口气收拾了数百名人权律师，这时候突然给我来这么一封信，现在轮到我觉得不好玩了。想起那个笑话：一个老大爷在公交车上看到没人给孕妇让座，就让座给她。孕妇感激之余，来了这么一句：“您是共产党员吧！”老大爷急了：“谁是党员？你才是党员，你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
我很想知道真正的党员是如何理解这个笑话的。我是这样看的：党没变，但人心变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革了无数命的团伙现在面临被人革命了。从该团伙有效管理的角度，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入党，虽然造成意识形态狂热和野蛮，但毕竟有凝聚力；而为了权、钱、性、工作机会而入党，恐怕连凝聚力都没有了吧。“万恶的互联网”和“万恶的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智商，日益扩大的官民矛盾，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全球进程，先富起来的党员们的种种先进性，都使共产党员这一身份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
其实党员也分普通党员和赵家党员两种。“所有共产党员都平等，但姓赵的共产党员更平等。”赵家人才是资源的垄断者，也是种种恶行的罪魁祸首。但革命形势发展迅猛，观念极化进程加速，“党员”身份在民间越来越成为嘲笑对象，在将来甚至可能成为泄愤的对象。而自由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同时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则越来越成为一件矛盾的、尴尬的事情。这些人如果公开以党员身份为荣，或在公共言说中认可中共的合法性并承认中共具有转型的善意，则会遇到非难，知名的自由派人士更是如此。这一现象，在十年前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公开的党员身份、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和推动自由民主事业，并无矛盾。但十年来，政治心理随着政治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我这篇文章也算是正式解除魔咒，彻底退出中共党组织。我曾是这个邪恶团伙的一员，并且先主动后被动地交党费来资助其作恶；无论如何辩解，这都是我的污点，在此再次向非党员的中共专政受害者们致歉，今后一定将功补过。这当然是谦虚的说法，这么多年来，我对反党大业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呐。香港记者江迅被称为共产党员，马上提起诽谤诉讼，胜诉并获八十五万赔偿。今后谁要再说我是党员，我虽然不会起诉，不过小心我也来那么一句，“你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动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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