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千年，苏堤仍然是杭州的一道风景线。（网络图片）
杭州西湖上有两条长堤，一名白堤，一名苏堤。堤上柳绿如烟，风景似画。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为这美景所陶醉，吟咏出无数的美文佳句。更有千百万后世子孙，享受到了它的福荫。那白堤，原来是唐代大文学家白居易被贬为杭州刺史时所建。那苏堤，则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被贬为杭州知州的时候所建。
唐宋时代有两个著名的文学家群体：一个是“古文八大家”；另一个著名的文学家群体就是“三苏”，指的是在文学上卓有成效的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这三父子又同时名列“八大家”之中。而其中成绩最为特出的就属苏轼了。
忧国忧民 大学士关心百姓疾苦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有时也自称东坡居士。他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父母官”。为官期间，他总想造福于民，苏堤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杰作。
苏轼曾经热心于改革变法，但又对变法的某些方面表示反对。比如，变法派实行免役法，是针对保守派坚持的差役法而来的。而苏轼却既指责免役法，又指责差役法。他说：“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府苦役，不得专利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差役法是让百姓出徭役，结果造成长年在外，为官家干活，荒废了农业生产，农民苦不堪言。他也看到了贪官污吏从中为奸，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免役法是让百姓出钱代替出工，目的是解决差役法的这些弊端。但他又指责这是“掊敛民财”，“掊”：搜刮的意思。如果让贪官污吏来主持这件事，苏轼说的情况是可能出现的。
正因为如此，两派对他都没有好感：当变法派得势的时候，他受到排斥；当保守派当权的时候，他又受到迫害。但他在为官的时候，对变法派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还是认真执行的，比如农田水利法。并且，他总是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
出任杭州 为民造福兴修苏堤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被贬为杭州知州。到任后，便发现这里大旱，“饥疫并作”，百姓出现粮荒和瘟疫。他立即上书朝廷，要求免除本地应上缴的粮食的三分之一，获得批准，减轻了农民的一部分负担。
唐代以来，百姓出家为僧为尼，要有官府发给的证件，称为“度牒”，取得度牒要交钱，并且是官府的一笔重要收入。苏轼把当地出售度牒的钱，也用来买米救灾。第二年春天，他又决定：将常平仓中的储粮，减价卖给饥民。还派人带着粥和药品，到各地去，发现饥民，立即救治。他用这些方法，救活了很多人。
苏轼说，杭州是一个水陆交汇的地方，因此灾害和瘟疫都比较多。他从自己家中，拿出二千缗钱和五十两黄金，设立了一个药房，并且还准备一些粮食，专等饥民来求医。
南宋以后，杭州成了一个大都会。可是在那以前，那里还是很荒凉的。因为那里近海，地下的泉水都是咸苦的。唐朝有一位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凿成六口井，百姓才喝到淡水。白居易修白堤，疏浚西湖，引湖水入漕河(即大运河)，再从漕河引水灌田千顷。从此，那里的百姓逐渐富裕起来。以后，官府经常疏浚西湖和这里的河道，使这一带保持了富庶。
但是，宋朝开国以后，这里的水利工程，逐渐失修，漕河淤塞，水浅，三年就得挖一次，不然就无法行船，成了百姓的一项长期负担。西湖浅滩，也长满了“葑”，是一种类似茭白的水草，这些水草死后，化为泥土，称为“葑田”，使湖面越来越小。据当时的统计，这样的“葑田”有“二十五万余丈”，湖面已经所剩无几。当年的六井也差不多淤废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轼开凿了两条河，让漕河有足够的水，以通航运，还修一条大堤挡住海潮，使潮水不再灌入市内，又挖深了六井。最大的工程是在湖中的葑田上取土，修造成一条三十里长的大堤，一是使湖水加深，扩大了湖面；又在堤上形成一条大道，方便了行人。这就是现在的苏堤，当时被称为“苏公堤”。为了解决水草淤塞，一是让在这里种菱的农民，每年收获后，把残根等除尽。再一个是雇人在湖上种菱，有了菱之后，“葑”这类杂草就无处生长了。
二十年后，当苏轼再次回到杭州的时候，他发现，杭州的百姓，几乎家家都挂着他的画像，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向画像去祝颂几句。还有人为他修了生祠，就是活着的时候为他修的庙。可见那里的人民对他的感情。
(《宋史•苏轼传》《宋史•食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