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封面（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5月09日讯】在中国的每一个工地上，命如蝼蚁的农民工比比皆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危险面前，他们毫无尊严，只能凭力气与血汗，从最低层的包工头手里，换回可怜的一点工钱。如果再遇上拖欠，只能 “跳楼”“跳河”，以命相逼。
准确地说，《大路》一书其实是独立导演张赞波潜伏溆化高速公路工地三年之久而创作的纪录片《大路朝天》的衍生品。《大路朝天》目前只能在小范围的放映活动上看到，但网上贴出来的片花，其生猛和凌厉已让人不忍直视。而比纪录片多出许多容量的图书版，又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体验？
纪录片《大路朝天》海报（网络图片）
2010年3月，张赞波手持一台老式摄像机，单枪匹马地来到湖南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中伙铺，开始了他混工地的日子。他所在的工程部，负责湖南溆浦至怀化高速公路第14标段。
在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可以“飞跃”来形容。1998年，总里程数世界第六，2004年，已跃居世界第二。目前也早已超越美国，位居第一。具体到地方，仅2010年，湖南省就开工建设14条高速公路，张赞波所在的标段只是不甚起眼的一段，但它就像一张病历卡，映射出高速前进下的中国工地之荒谬与怪诞。其中情形，用“乱象丛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老何，重庆巫县人，《大路》开头着重记录的一个农民工。他率领自己的挖桩队，千里迢迢从福建来到湖南，承包下了14 标的挖桩工程。他上面老板姓陈，更上面的老板是老龙和老肖。在中国，这种层层转包的做法虽为法律明文禁止，却禁而不绝，几乎成了整个工程界公开的秘密。
老何在武夷山遇到了雨季，加上施工方又出了事故，不得已才转进湖南。但没想到，他在这里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工地石多难挖，且遍布溶洞，没有任何安全性可言，老何的儿子就险些命丧井下。已挖成的桩井也在不断垮塌，包工头趁机克扣工钱。半夜睡觉时财产被盗，手下同乡老刘反水，老姜被落石砸伤……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聪明过人、行走江湖多年的老何最后也不得不低头认输，亏掉几千块钱后黯然离去。
得不到赔偿金的受伤民工坐在卡车车轮底下，试图给项目部施压（《大路朝天》截图）
“其实，这样的地质根本就不应该用人挖桩，早就应该用机器。但他们觉得工人更好剥削，能骗一个就骗一个。”老何的“失败感言”充满着气愤与无奈。
相信在中国的每一个工地上，类似老何这样的农民工比比皆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危险面前，他们命如蝼蚁，毫无尊严，仅凭力气与血汗，从最低层的包工头手里，换回可怜的一点工钱。如果再遇上拖欠，便只好 “跳楼”“跳河”，以命相逼。
同时，伴随高速公路一路疯狂延伸的，还有拆迁与破坏之痛。欧婆婆建在山腰的房子因在施工红线之内，属拆迁对象。施工队放炮崩山，巨石落如雨下，欧婆婆坚守祖宅，宁死也不愿撤离。
县、乡、村三级领导会同警方“联合执法”，要强拆欧家发的鱼塘，欧家发却在最后一刻妥协；施工队挖断了喇坪村的水源，村民群起上访，发起了一场水源保卫战……
因为要给新建的高速路让路，村民们不得不搬家（《大路朝天》截图）
在“不发展是错，慢发展是过，抵制发展是错上加过”的口号下，田野、果园、鱼塘、水井、房屋、坟墓，一切都要为高速让路，为高速服务，为高速牺牲。张赞波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各级政府对速度的迷恋，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因而给《大路》的台湾版起了一个对比意味强烈的副标题——“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
《大路》一书，洋洋30万字，作者以实地“目击者”的身份，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一条高速公路的诞生。要完全消化其中的内容，相当不易。如上面提到的农民工与包工头的矛盾、施工方与沿路村民的矛盾，充其量只是修建高速公路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中的一环。
力量不对等的双方，难以形成均势，弱势一方总是几个回合下来就会妥协。唯有高速公路工程部与当地政府部门这般强龙与地头蛇的角力，才是《大路》一书最扣人心弦的看点。
14标工程部主管协调的孟总曾对本书作者大倒苦水：“高速公路就像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上一口，所有的权力部门，交警、运管、路政、税务等，都想来分肉吃。”
挖桩民工正在升井。为了给新桥梁打地基，他们需要下到地底十几米至几十米。（《大路朝天》截图）
此言并不夸张。以审批施工所需要的炸药为例，工程部首先要给当地具有审批权的派出所送礼打点，以便能够顺利审批，其次还须缴纳配送费、装车费、押运费、管理费。当地公安局硬性规定，炸药的运输由他们指定的公司承担。
这还不算完。最夸张的是，当地派出所还负责修建工程部的炸药库、布置警报系统和避雷针系统。14标主管炸药的袁科长怨声载道：“他们弄的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自己建怎么行？我们必须要靠他们才能申请下所有的特许证件，还有通过安全评估……承包给他们，无非就是让他们赚点钱呗。”
一般情况下，工程部与当地部门的关系就是靠着这样的运作方式勉强维持，呈现出“双赢”的局面。但在涉及较大宗的利益分配时，如此的“小恩小惠”便难以奏效。
《大路》中记载，因为溆怀高速的开通，当地省道将会失宠，随之带来的是收入的锐减，这引发了辰溪县公路局的不满。公路局执法大队屡次刁难工程部，工程部便召集民工，包围了执法大队。公路局叫来打手，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
在这起后来被命名为“10·9事件”的流血冲突中，农民工有8人受伤。见惯了大场面的工程部协调经理孟总感慨说：“妈的，修高速公路就像打仗似的，动不动就搞死人。”另一位刘总则对胜负仍耿耿于怀：“以前我们虽然在工地上也经常打架，但输得这么惨还是第一次。”
一条高速公路的诞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暴力与钱权的博弈。一旦局面失控，无法收拾，便有他们共同的上级部门出面协调，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正如“10·9事件”的处理结果一样，农民工在经过千辛万苦的讨要后，得到了一笔赔偿费，而那些打人者及幕后的指使者，则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的惩罚。
张赞波戏称这是“中国式博弈”，但其危害相比工地上的另一种博弈——施工方与质检方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显得小巫见大巫。
14标段的黄监理，会时不时地就质量问题发飙，施工方对此心知肚明，一面陪笑、承诺，一面大礼送上。结果自然相安无事。上面派来的博士官员偶尔也会一反常态，非常认真地在桥梁上勘测、检查，然后大发雷霆，严令整改，让人恍惚以为工程部这次真的要在劫难逃了。但结果还是区区一个红包、几瓶酒，那位曾经“震怒”的博士官员就被打发了。
《大路》作者张赞波作为一个圈外人，初见这些情形，不免惊诧。工地上混久了的监理们却都不以为然，“不管发生什么，到最后大家只要坐到一块喝杯酒就OK了。”“有什么好稀奇的？还有一次规格更高的检查，是国家交通部的领导前来，为应付这次检查，项目部就花了四五十万元……19标差点没通过，交通部领导对他们大发雷霆，突然，一个神秘电话打来，他毕恭毕敬地听了一会儿，脸色很快就多云转晴。据说那个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他妈的真没想到小小的19标，竟然有这么牛的关系。”
这已不再是网络上流传的玄乎段子，而是中国工地上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的真人真事。对此，张赞波总结道：在工地上，每一次严峻的质量问题最后总会演变为一次荒诞的公关行为。
由此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据统计，截至2012年的最近五年，我国共垮桥37座。还有专家警告：中国将进入垮楼垮桥的高发期。
是否危言耸听？可以听听在14标杨柳湾大桥上施工的小马的担忧：“每次通车后，我走在自己修的桥上时，心还是嘭嘭嘭地跳……因为修桥的不止我们一个施工队……我们只负责其中一道工序，钢筋啊、水泥啊、桩基啊、立柱啊，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不能保证它们有没有问题。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桥就有可能垮掉。”
《大路》出版后，曾有部分读者指责张赞波只看到了阴暗面，而忽略了高速公路给居民出行所带来的便利及对经济的促进。这种思路其实不难理解，发展高速的好处，人人可见，也正是那些迷恋速度与政绩的官员所大力宣扬的。但一个无可辩驳的逻辑是：在过于追求速度，管理混乱，质量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发展越快，未来产生的危害也越大，付出的代价也越大。
借用圈内人士——14标项目部实验室主任周凯的观点：再过几年，湖南乃至整个中国就会迎来高速公路的“大修年”。发达国家高速公路的设计寿命一般是100年，而中国目前并没有严格的检测标准，材质的使用较随意，所以，一般20年就得大修一次。
从路桥公司中标时的猫腻，到层层转包中的利益分摊，从高速公路工程部与农民工、当地村民、当地政府部门、上级质检部门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博弈中，《大路》用一截小小的14标，让远离工地的普通读者，一窥“贵圈”之混乱。
这也让我想起了最近读过的一本书《美国十讲》，该书作者资中筠在其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要看美国的民主，不要看他们的总统竞选，而应该看他们的基层民主。假如可以此类推的话，欲了解当今中国，也不妨深入到基层去。
随便选择一个行业，随便蹲在一个最基层的单位或地点，比如《大路》中的工地，只要耐心蹲上几年，哪怕你是一个如彼得·海斯勒一样的外国人，也必定会大有收获，必定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了一番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