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来，我们如何为人民。如果说有哪句话可以承受大起大落的时代考验，历经几十年风雨而不衰，恐怕就是为人民服务了，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句话都那么深得民心，即使政见根本不同，但对为人民服务都没什么意见。
其实，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恰恰最经不起细想，只要一细想，就会让人顿时丧失了自尊心和自信力。因为只要作为口号、书法、标语、影壁、像章、标题、歌曲和诗朗诵，为人民服务似乎都是国产的，而一进入为人民服务的细节，好像什么都是进口的。
一、处处可见为人民服务，但只是口号和文艺
早在文革前，为人民服务就已经是个大口号了，到了文革，对“老三篇”的学习近乎癫狂，人人都能背诵，据说还有人可以倒背如流，而所有机关门口也都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权力标志，周恩来胸前那枚为人民服务的长方型像章，更是牢牢铭刻在了全国人民的心里。
但是，那个时代，只有掀起什么热潮和单位搞什么活动时，我们才能体验到一点被服务的感觉，比如无偿修理自行车，比如免费借你个打气筒，比如义务为老人理个头发，比如医疗队下乡等等。一些为人民服务的典型人物，尽管在舆论宣传中天天可以看见听见，但实际生活中却看不到，也接触不着。
而且，所有这些，还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前提，为阶级敌人服务，在那时叫做“丧失阶级立场”、“对反动派施仁政”，连人道主义都要加上革命两字才被允许放行。
所谓的阶级敌人和反动派又都在不断扩大，每次运动就会有一大批人被打入“敌人”的行列，也就是说，时刻都有人一觉醒来，就被踢出了人民的队伍，不再属于被服务的对象。
没有各种热潮和活动的平时呢？回想一下，不用说服务，其实连平等对话的资格都不存在。
权力机关，人民根本进不去，所以也无所谓服务；本该称做服务部门的那些地方，1980年代以前都属于计划经济，文革则是计划经济最严酷的岁月，任何一丁点自由贸易和经营的机会都被坚决扼杀，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在计划经济统治下生活，商品的特点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既然不愁卖不出去，服务不服务也就无所谓了。
二、嘴上说为人民服务，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却是颠倒的
计划经济的时代，是个什么都短缺、什么都紧张的时代，尤其是人民生活，处处需要票证，买什么都要凭本，购货本、购粮本、购气本，普及到全国各地。在短缺经济的社会里，住宿难、乘车难、吃饭难、购物难、理发难、洗澡难，连上厕所都难，于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被彻底颠倒了。
服务人员不是爱答不理，就是气势汹汹，公共汽车售票员的职责是抓逃票的，商店营业员除了不眨眼睛地看住商品不被偷走外，就是收钱。那时在很多地方，窗口行业是名副其实的窗口行业，因为只留着巴掌大小的窗口面对顾客，四面都被遮挡得严严实实，压根看不见里面的人长得什么样，如果想与里面对话，就要俯下身，将耳朵和嘴巴凑近窗口，拼命大喊。
柜台在1980年代以前一直都是隔在顾客与服务员之间的一道屏障，顾客不能不探出半个身子去看商品，伸探的部位多了，时间长了，肯定会受到训斥，“看什么看啊！”“都快够着啦！”
计划经济的时代，下饭馆吃饭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先站在桌子旁边，盯住一位有可能将要吃完的顾客的碗里和屁股下，他刚一起身，你就必须立即坐上去，稍不留神，位子就被别人抢先了；你尚未吃完，身后又已经立着另外一位了，被生人近距离看着吃饭，是当时中国大陆饭馆的一大风景。
而饭馆的服务员，只能说是在记菜单、传菜、收钱，从他们的眼神和举动中觉察不出是在服务。那时的服务人员在社会最受宠，服务行当的“八大员”是最抢手的职业，巴结服务员、对服务员低三下四、与服务员说话基本是在挨训，是社会常态。
在为人民服务喊得最响的年代，没有什么是从人民实际生活考虑的。原子弹可以爆炸、人造卫星可以上天，但人民生活最基本的用品却是最粗糙、最单一、最低质，也是最不想为人民服务的，花色品种多少年如一日，很少见到有什么创造和改进。
计划经济时代，北京百货大楼的所有物品加在一起，还不如当今一个普通小超市的花样多。劳动模范张秉贵的技术再精，热情之火再旺，顾客在这里也只能买到一成不变的那几件糖果。
牙膏管的管口，必须要用菜刀才可以切掉，从没想过还可以在盖子上加个尖嘴，反过来一插即可；挖耳朵永远都是用耳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用棉签，其实，棉签在医院早就普及，只是单一地用来涂抹红药水和酒精；多数老百姓如厕没有纸，剩下的少数人也没有像样的纸。
地铁是城市建设中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可北京1969年通车的第一条地铁线却是世界上最差的地铁，从头到尾，老弱病残都不知如何上下地铁站，而且，地铁北京站居然不与北京火车站联为一体，必须先费劲地从地下爬上来，才能再走进火车站。
太多太多了，只要细想你就会发觉，那个时代除了口头高喊为人民服务外，恐怕从来就没思考过在实际操作中，在细节上，如何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