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的两极分化已愈演愈烈（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4月23日讯】“芒刺”是草木茎叶、果壳上的小刺，万千世界司空见惯本不起眼，如我们平时洗果蔬时用手将其表皮芒刺抹去就行了，不算咋回事。但在心脏表面如扎上无数小“芒刺”，就如同万箭穿心疼痛难忍，弄不好会要人命的。
贫富差别在哪个国家都有，就如万千世界的“芒刺”一样，在现存世界任何体制下都存在。正常的贫富差别，是激励人们“穷则思变”、发奋图强地去改变自身命运的动力。这里所说的“正常”是指因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造成创造社会财富的差距而所获取报酬的多寡产生的收入差别。如果是因体制和机制上弊端产生的巨大收入差别，就属不正常过“度”了。于是，就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当今我国属于后者，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源头来自特权，来自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来自极少数权贵阶层失去人性的贪婪与欲望。这些来自各方的两级分化犹如聚拢的根根“芒刺”，正向国家的“心脏”部位挺进，致使这个凝聚了13亿人的大家庭已感到阵阵的压心疼痛，若不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排除，将会发展到“万箭穿心”般的剧痛，致使众多国人因“五腹六脏”“失血”而衰亡，最终导致社会解体。
造成我国“两极分化”现象，从时间上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起于改革开放初新旧体制转轨期，因存在价格双轨制、稀缺物质须批文等要素，就给一些“官二代”、“官三代”进行“官倒”提供了掘“第一桶金”的起家机会，从此拉开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序幕；
第二阶段是国企改制期间，一些不法国企负责人利用改制契机与主导改制的政府职能部门相勾结，一开始打着安置全体改制职工的“幌子”，待把企业资产骗到手后，便实施他们所谓的“第二次改制”：即不择手段地把改制职工全部清扫出门，然后将改制企业的资产全揽入这个“官商利益结合体”胯下。一边是一、两万元就“买断”工龄的无奈出局，另一头则是成千万数亿的企业资产流入到自己的囊中，同时把改制职工逼入了难以生存的绝境。使原来企业领导和员工间不存在的贫富差别，一下将其拉大至天文数字级别的“两级分化”，其中还含有不少鲜为人知的“血雨腥风”之恐怖；
第三阶段时间一直延续至今，即是权贵官员和国企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从社会财富大“蛋糕”中不讲理的强势切除大部分归己。以前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杨棉麟曾曝料：中国目前很小一部分人掌握着80%以上的社会财富，这些人有相当高比例的是高干子女，他们中有90%多人已移居海外。另外，中国县级领导干部（廉洁者除外）年收入（含灰色收入）是当地普通居民的几百倍，是城市低保居民和贫困农民的几千上万倍。一位省级领导干部（廉洁者除外）年收入（含灰色收入）是当地普通市民的上千倍，是农民多少倍大家算算就心知肚明了。这段时期，进一步扩大了“两极分化”差距。从而，使我国基尼指数处在世界上非常高的位置；
另据2016年01月17日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期有两个“1%”的数据可以作为观察中国的贫富的新样本，从这两个“1%”里大致可以读懂中国财富的顶、末两端“分布图”。
其一，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一个循环的1%。
其二，中国全面放开二孩之后，1300万黑户（占总人口1%左右）有望转正，但这转正如今陷入僵局，有关家长普遍表示：“我很想给孩子上户口，但担心上了户口，计生部门就掌握了超生的证据，即会马上找我征收社会抚养费。”
这两个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人群，很显然，两个人群之间一般不会有什么交集，掌握三分之一财富的1%，处在中国社会的上层，假如他们也超生了要么不难交足罚款得到户口，要么就会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得到户口；作为黑户的1%处在中国社会的下层，其中有些人或许经济上已经中产，但要么不愿交罚款，想再等等新政策，要么根本就是交不起，但有一点他们是一样的，那就是权利的缺失，黑户是没有身份的人，不要说上学和就业，连火车票都买不了，更别说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及其“人权”了。
没想到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群，因为“1%”的“焦点”聚在了一起，构成了梦时代的新寓言。有人不无幽默地说，前一个1%不一定想要中国籍，后一个1%想要中国籍而难以得到。幽默的背后有现实。两个1%的人群虽然各异，但它们之间可以流动，比如那黑户的1%如果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恐怕就要进入25%的底端家庭，和他们分享那可怜的1%的财富。这些1%的影响面都很大，将远远超过1300万人。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家庭，一个群体的背后是一个阶层，如此看来，公民权利用什么来得以保证呢？
以上“两级分化”的成因是由体制机制的缺陷造成的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当今社会五大不公加快了贫富“两极分化”蔓延的速度，究其原因如下：
一是土地财政引发的住房不公拉出了“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的“K线图”。土地财政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直接连通的一根超级利益链条。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因政府利益驱动，无形使其成为高房价的幕后推手，将老百姓直接推入了高温炙热的高房价炉火上“烘烤”，烤干了“水分”，榨尽了“油脂”，使众多民众倾其了一代或多代人的全部家当为“房奴”埋单。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连“房奴”都当不上，成了“头无片瓦、脚无寸土”的居无定所的真正“无产者”。此时，官员和富人却在清凉优闲的“避暑山庄”度假，有的还用“灰色收入”到国外大量购房。又由于官员们曾经享受着福利分房和购经适房的特权，这就成了他们阻隔高温房价“烘烤”的天然屏障。而富人们却在一轮轮住房投机与投资中，静待着从“房奴”身上搜刮的民旨民膏源源不断地流入囊中。二者反差真是“天上人间”。
二是因曾经的社保“双轨制”不公带来的官民终身收入差距难以在短时间消除。因官员们主宰国民财富“蛋糕”的分配大权，一些忘了自己“仆人”身份的官员，总把自己当成“上等人”，把真正“主人”人民看成“二等公民”，抓住一切机会为己敛财。不但在位时把权用到极致，还要用在位时的权力安排好自己“下岗”后余生的利益。所以，才会有扭曲了的“中国特色”社保“双轨制”出台。经官员们精心设计，使得官、民之间初始养老金的最大落差有50倍之高。原始标准官员最高养老金可达10000元∕月，平民最低只有200元∕月，这样的落差早已没了“公平”二字。尽管政府连续12年以10%比率递增了企业养老金，但因二者基数相差太大，差距还是难以拉近。别说若干年后高通胀使人生活难以维系，就是今天的物价也难免还会有少数穷人去拾“菜叶”，方能艰难渡日。
三是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两极分化”。今天的收入不公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不公了，当属人世间“奇特”全方位的收入不公。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12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称，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5以上，接近社会动荡线。报告把中国的收入层次形象的描述为金字塔型，收入金字塔的顶端高居着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拥有几乎占全国份额一半的私人财富；处于该金字塔底座的绝大多数人收入甚少，还有不少在逐年累进积累着债务。上市国企高管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28倍。企业老板与雇员的收入高差为251.87倍。2007年，平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年薪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中国前400位富豪的财富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0.45%。而美国前400位富豪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过10%。这表明中国财富集中度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2016年北大的报告则显示：处于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就说明贫富差距以几何级数“进步”的速率比想像中还快。作为在一个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脱贫的国度里，这种情况实属极不正常。
四是因过去政府配置资源不公造成的国、民企职工收入上的差距。改革开放已30多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由于改革不到位，我们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常常替代市场无形的手，参杂了大量与市场利益瓜葛的因素，造成了今天国企与民企如同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情形。首先是生产资源占有的不公：政府以“国计民生”大网罩住了一些垄断行业国企，将国家的优质公共生产资源（有的是国家战略资源）划归其名下，“两桶油”就是其典型代表。曾经用行业准入许可规定阻止其他企业入内，特别是限制了承载大多数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进入，致使国有垄断企业长期获取资源垄断利益。从融资环境看，国企与民企也存很大区别，不论直接还是间接融资国企都快捷便利。而民营企业间接融资困难重重，直接融资门槛又太高，一些民企上市之路难于上青天。而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成本又远远高于国企，不公的融资环境人为地加重了民企的经营成本。其二是由行政资源垄断市场造成的不公：如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企业）等行业，是行政垄断的代表企业。基本上不允许外人与外资入内，他们是政府赋予了行政特许权的。因而，行业收费、市场定价都是自己说了算，借用政府行政手段获得了垄断利润。其三是国、民企业间承载的就业人口比例悬殊引发的不公：具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前国有企业占有全国60%以上的公共生产资源，却只承载了百分之十几的就业人口（余下的全由民企承担），同时还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优费政策等，如此不对等的企业环境，肯定派生出巨大的企业间国、民待遇的不公，这也是造成社会财富“蛋糕”切得极不公平的很重要原因。
五是因利欲熏心。一些国企已背离了原改制初衷在走回头路，与民争利。致使很多民企因失去生存空间而倒闭，带来的是一大批民企员工失业，加快了“两极分化”的速度。例如：朱镕基主导国有企业改革时，其核心是国有企业在非战略性领域退出，特别是在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然而，后来一段时间的情况则相反，很多本已经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又重新进入。很多本来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重新关闭。致使在有的领域民企接近全军覆没。很多原来国企不该进入的领域，却疯狂进入。如地产业，众多央企都成了各地地王的标主。国有企业空间的急剧扩张，导致很多民企失去生路，存活空间越来越小。曾经一度的中国民企的倒闭潮，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生存空间不够，加上很多产业又不能碰，需要的资金也没来源，创业环境恶化等原因所致，造成了大量民企员工丢失了工作岗位。如早两年的温州之乱，就是典型表现。结果是占就业人口很少部分的国企圈内职工，进一步拉大了（原已很大的差距）与圈外大多数就业人群的收入差距，为一再推高的基尼系数再次作出了贡献。
从上述情况看，造成我国“两极分化”的根源是来自特权与不合理的体制缺陷。因此，从财富的集中分布度上也能验证财富聚集量不是与GDP成正比的关系，而是与官僚权贵集中度成正比。例如，北京论经济总量与广东和江浙，山东等地相差甚远，可财富聚集度却远远高于它们。财富集中于北京，亦是中国社会阶层贫富分化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