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下令停止对农民供应食用油一年，这可能是大饥荒中死的都是农民的主要原因。(网络图片)
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开始之际，中共首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停止对农民供应食用油一年。食用油脂是维持生命的6大要素之一，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大饥荒中死的都是农民的主要原因。
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曾披露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政时期，为什么大饥荒中饿死的全是农民。
报导指出，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中共中央最高层。
但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做出决策：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揭示说：“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说：“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但当时“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
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致使农村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
调查获悉，到1960年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高层再次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
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为了所谓“大局”，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100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没有饿死一个人。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000万人，全国饿死近4000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
署名林辉的文章举了许多史料进行说明。比如，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再比如，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后，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艘从加拿大开来本来应该开往中国的运粮船，却因为阿尔巴尼亚需要援助而掉头驶向了该国，而此时上千万的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饿死。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或许正是下命令者。
还有，在1960年城市居民成人人均粮食消耗定量降到不足一斤（有的城市只有3两）的情况下，周恩来还特批2000吨粮食生产茅台酒，供高官们享用和出口。
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一书中，认为除了毛泽东的责任外，周恩来也有巨大责任。
海外中共党史专家丁抒的曾揭秘说，周恩来在“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但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周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并在饿死无数人的情况下，还刻意向毛隐瞒“大饥荒”的真相。
据大陆博主田俊武早前撰写的《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一文披露，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却没有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因为1961年底，周恩来亲自下令，让中共粮食部门把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调查数字销毁了。
周恩来为何要下令销毁被饿死之人的数字，至今还是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