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之战时，毛向林彪秘授毒招，图为毛（右）与林彪1966年在天安门城楼。（网络图片）
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军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绝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军叛逃。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他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噎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军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厂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销。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粟裕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夫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这些“民工”也充当人海战术的一员，在前线做“炮灰”）
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干五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
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着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唤作“小地主”，打得头破血流。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
地主这顶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头上。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
